论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内涵

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中国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过程中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分析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必然要求和战略取向,并结合国家对建设云南、海南、桂林3个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要求和部署,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提升可持续旅游发展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和增强旅游综合服务保障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内涵。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评价指标与选择策略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情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评价指标和选择策略,为国家在各地选取试验区时提供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判别标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提出,应根据候选城市的自身发展能力指标、制度创新能力指标和区域联系能力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选择那些区域主导优势明显、有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依托的城市;进行选择时,还要遵循国家经济重心空间转移的动态规律。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济溢出效应研究

制度创新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特征,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任务。基于综合配套改革的溢出效应机理,以2010年前设立的8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及周边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周边区域的经济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周边区域存在经济溢出效应,而制度创新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经济溢出效应的强度随着空间的延展而递减;综合配套改革未能强化经济溢出效应。

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比较分析

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地区具有不同的开发历史及经济特征,对比两者在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的不同之处,具有一定实际意义。对比两者开展综合配套改革基础条件的差异,对两者综合配套改革进行比较和分析,借鉴浦东新区的主要经验,有助于滨海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

央地关系一体化下的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发展

发展型地方主义正日益遭遇到资源要素紧约束的困局。由于资源要素的行政化配置,使得地方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层级配置来获取,向中央争取资源要素就成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国家垄断公共资源要素的配置权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一种新机制和新趋势。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创建,其实质是资源要素的紧约束环境下,地方政府以扩展区域发展空间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目标的制度创新。而中央政府通过有选择地对地方政府进行资源要素的倾斜政策,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力,区域的差异化发展战略越来越多地整合进国家统一的发展模式之中。因此,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有效的治理体制关键在于建立更为公平的市场化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提高政府间关系法治化程度,为中央与地方关系运作提供一个制度化架构;同时,建立政府间民主协商与合作机制。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业功能区及其管理体制解构:天津滨海与重庆两江

产业功能区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优质资源的主要集聚地,集中了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其管理体制直接决定着产业功能区的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设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通过对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的比较可以得到启示:产业功能区定位是对中央赋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的细化;产业功能区承载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使命;产业功能区发展应结合地区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产业功能区不同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产业功能区管理体制。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土地制度创新研究述评

在我国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关键环节的农地制度创新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本文分析了现阶段试验区土地制度创新理论的热点,阐述了此方面研究的特点,取得成果的意义及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城乡统筹下的旅游发展——以成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城乡旅游的统筹发展是大势所趋。文章概述了旅游统筹发展的研究进展,并以成都改革试验区为例,总结了该区旅游统筹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统筹发展的对策。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对策研究

为了实现改革的路径从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以及政策建议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特区到试验区:中国特殊区域战略措施的演进与方向

经济特区与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都是中国特殊的区域战略措施,但它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设立的,不能混淆其区别。中国特殊区域战略措施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经济特区、全面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局部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三者在设立的初衷、区域与主体方面是不同的。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推进,未来趋势必然是将重点放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能否在体制机制方面明显创新,是新试验区成败的关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与分维差异

通过布局定位、增长极形态、城市群空间分布、战略主题四个方面厘清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空间布局特征,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空间差异分析的维度和因子分值,并据此进行了极点城市分维聚类差异分析。认为:牵引能力、投入效率和产业结构是评价不同极点城市发展差异的三个主要方面,并得出结论:第一,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两个试验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效率高、国际化程度高、服务业发达,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加快发展速度。第二,天津滨海新区发展速度快、制造业发达、利用外资多,发展方向重点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第三,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中武汉是发展能力最强的城市,成为中部地区的主要增长极;成渝都市圈中成都的发展能力高于重庆。武汉和成都要加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重庆、长沙、株洲和湘潭要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最后,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

论黑龙江省森工现代林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作为全国最大的国有林区,是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的核心,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建立黑龙江省森工现代林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推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作用、加快林区转型、建立现代林业产业体系、促进林业职工持续增收、推动林区民生建设的重要途径。建立黑龙江省森工现代林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创新林业生产经营体制、加快构建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创新林区财税金融扶持、创新涉林资金管理使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林下经济产品流通方式和流通业态、完善林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完善林业扶持政策、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与准入条件探索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潮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准入条件,为中央在全国选取试验区时提供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和能够操作实施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建设探索

为探索一条新型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发展路径,规范县域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培养中医治未病团队,提升基层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能力,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以探索中医治未病的政策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整合资源,改革创新,提出中医治未病"1233工程",着重建立完善中医治未病服务支持体系、社会机构联动体系和服务评价体系,在5年的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调查与分析:云浮1000个农户样本

农民是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主体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者。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关键要加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根据云浮市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100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可知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存在着经费不足、多部门管理、师资力量不足、立法滞后等问题。完善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建立健全农民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加快制定现代职业农民的职业标准,根据现代职业农民的需求选择培训内容,加大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财政投入。

“两型社会”发展战略法治化的客观必然性分析

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标定位与历史使命之一就是构建"两型社会"。而构建"两型社会"就必然使各项工作法治化,这不仅是理论之使然,也是历史的选择,同时也是构建"两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经济特区与“新特区”的历史地位

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着"窗口"、"试验区"、"排头兵"的作用,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新特区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相比较,其共同点都是为了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区别在于:首先,经济特区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主要借助于特殊优惠政策;而新特区是依靠创新驱动;其次,经济特区在一定时期主要依靠外资、外商的力量来发展自己;而新特区,主要是依靠内部体制、机制的创新。与此相联系,经济特区都是设置在沿海对外交通便利的地区,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不受区位的严格限制;最后,二者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也不一样。综合配套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攻坚的阶段,或全面推进的阶段,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因而其改革的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经济特区。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区域的经济发展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路径需要从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集聚辐射、结构转换、经济拉动、体制示范等作用,应建立创新型的试验区管理体系、构建创新型的发展环境、注重建立试验区的"集群战略"、构建试验区创新系统和"学习型区域"。

南宁五象新区创建国家级新区瓶颈问题研究

自2006年启动建设以来,南宁五象新区快速发展,但在规划、产业、融资、金融街建设等方面也面临着一些瓶颈问题,与高水平现代化的国家级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加快南宁五象新区先行先试、创建国家级新区,要完善提升新区规划,拓展新区发展空间;破解总部基地金融街房产供需结构性矛盾;加大建设资金支持力度,破解融资难题;支持自治区重大产业项目向新区倾斜;率先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滨海新区发展风险投资业的条件分析

天津滨海新区创建了滨海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借鉴先进国家发展风险投资的经验,结合现实条件,围绕风险投资所需的基本要素、运作模式和市场环境,对滨海新区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可行性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要素条件、管理构架、激励机制、外部环境和综合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