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之质疑——基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的检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后,“案多人少”困境逐步显现,参照美国经验建立强制调解制度的对策受到立法机关、学界关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强制调解制度曾面临重大争议,该院所披露调解率因统计口径偏差具有误导性。依照中国常用统计口径重新统计的结果表明,该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情况较差且逐年恶化,显著低于中国现有制度成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环境逐年改善,上诉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动机难以增强,实施强制调解很难取得良好实效。以美国“自由裁量型”强制调解制度为蓝本的制度构建方案,缺乏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有悖于中国沿袭的“规范出发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立法传统,不契合目前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发展阶段,故现阶段中国不宜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

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管辖权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基于条约成立,对非缔约国没有强制力。其管辖权启动有三种方式,在实践中,苏丹达尔富尔情势、利比亚情势均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非缔约国科特迪瓦声明接受管辖,检察官才开始主动调查科特迪瓦情势,菲律宾情势被调查时其还是缔约国,孟加拉/缅甸情势中的犯罪“行为”有跨境因素,部分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法院的管辖权可能涉及非缔约国国民,但这些本是由联合国安理会的职权、规约传统机制、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解释造成的,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理。法院的实践发展趋势有一定扩权倾向,有可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冲突,对此我国要加强研判,尽可能避免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国民的管辖。

拜登总统《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的行政命令》述评

[目的/意义]2022年10月7日,拜登总统签署的《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的行政命令》是欧盟委员会审查美国法律是否符合欧盟数据隐私保护标准“充分性认定”的支柱性文件,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该命令的实质。[方法/过程]采取个案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的方法,对《行政命令》发布的背景和文本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结果/结论]《行政命令》在文本上是保护美国域外非美国人的重要法律文件,但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其深层逻辑是美国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的博弈。中国历来反对美国滥用信息技术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应以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明确国家情报机关技术侦察措施的具体类型以及发动的实体与程序要件。

从政策性到专业性——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形成考察兼谈对我国镜鉴

建设专门法院对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理想状态下,专门法院应通过科学规划来创设,但域外经验却指向从行政专业裁判过渡到专门法院的转型路径。借助比较研究,对美国税务法院从创设到成熟的政治背景、发展路径、司法程序及法律地位认定进行分析,可发现:美国税务法院的设立主要依赖于政策性因素的推动,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的形成是其司法权力强化的结果。专门法院的创设过程充斥了政策性与专业性因素,而过度政治化倾向会影响审判的中立,我国专门法院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借鉴外部经验,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完善须在规划专业司法权的同时消减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以逐步形成真正的专门化司法。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以儒为帅:淮南节帅所见唐廷实施儒臣化策略与政局互动

安史乱后,武人担任藩镇节帅成为基本模式。但以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为依据,经过对所有藩镇节帅文武身份统计后,发现“顺地”藩镇,尤其是淮南藩镇,呈现出大量文官担任地方节帅的现象,彰显节帅儒臣化特征。肃宗即位后,有意打破武人为节帅的传统,以其信臣高适出任淮南节帅,并提升淮南镇的规格,意在通过文官任帅的方式收拢地方权力,防止地方割据,以确保江淮赋税的供给。肃宗朝创建的儒帅策略被后世赓续,并在宪宗朝达到顶峰,成为宪宗于武力之外经略藩镇、实现元和中兴的另一种手段。然而,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此策略被迫废除,全国藩镇重被武人掌控,历史潮流开始走向唐末五代武人割据地方、主导政局动向的时代。

生命派与选择派的博弈——以美国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为观察视角

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转变堕胎立场的过渡性案件,反映美国政治趋于保守的同时,也展现着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女性堕胎权进行的政治博弈,双方围绕1978年阿克伦市堕胎管理条例的合宪性问题的激烈辩论无疑加重了美国堕胎问题的政治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该条例的大部分条款,但是试图取代罗伊案判决原则的“不适当负担”标准同样被首次提出,并在日后成为指导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堕胎案的理论依据达30年之久。除此之外,阿克伦案也是反堕胎力量由依靠法律途径转向采取暴力方式反对女性堕胎的导火索,暴力反堕胎事件在该案宣判后不久便急剧增多。阿克伦案对解释当今美国堕胎问题纷争,探究罗伊案和凯西案被推翻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的构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借鉴

为缓解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审判压力,提高处理此类上述案件的效率与准确性,顺应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构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实现专利等技术类上述案件的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的分立。从明确强制调解的启动阶段、限制强制调解的适用范围、设置强制调解的专门机构、选任多元专业的调解人员、规范强制调解保密性要求和实现与诉讼程序证据衔接等方面进行具体制度设置,并对我国《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修改,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指南,确保该机制在实践中得以顺利实施。

宪法社会权及其司法救济——比较法的视角

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及其直接司法救济的可行性是存在争议的问题,不同国家在不同情况下对于该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有的国家仅把宪法社会权作为不可直接司法救济的宣示性权利;有的则采取了"弱救济"的方式,更多尊重立法与行政部门的裁量权;也有的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会采用"强救济"的方式,直接判决强制实现宪法社会权。实际上,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转化适用"弱救济"与"强救济"。在宪法社会权领域,不可过分依赖司法救济,而应更多地由政府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具体实现。排除了直接司法救济这一必要条件,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美国州际协定法律背景的变迁

州际协定是美国各州自主解决地区乃至全国性问题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的合法性由《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赋予。在联邦体制的不同阶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以前,所有的州际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此后,只有那些触及到联邦权利或可能改变联邦体制内力量平衡的政治性协定仍须国会批准,而其它的非政治性协定则不再需要国会明示批准。在放松对各州缔结协定的限制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成员州及其公民遵守协定的约束却越来越加强,使州际协定的法律地位愈加巩固。

运动竞赛的主场效应研究进展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国外已有的有关主场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分析,阐述了观众、环境、裁判、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旅行、行为等因素与主场效应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未来研究需关注的问题。

论清朝的藩属国——以清廷与中亚“藩属”关系为例

本文在对与"藩属"相关概念进行细致分析梳理的基础上,以清朝与中亚地区"藩属"之间的关系变迁为切入点,对清朝的西北方向藩属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进一步归纳与总结清朝的藩属体系与政策提供了初步的框架。

渤海国上京城东内苑遗址研究与复原探讨

唐代属国渤海国都城上京城东内苑遗址的考古发掘内容非常丰富,有主体殿堂、廊庑、大池、池边有山、池内有岛,整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辑录和读解,对唐代绘画、敦煌壁画等相关图像信息的分析以及对其他唐代苑囿遗址考古资料的研究,对东内苑的组成内容、景观结构与池岛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东内苑的景观原貌和其中的主体殿堂、亭榭等主要景观建筑进行了探讨和复原。

从领事法庭到驻华法院:美国在华治外法权模式转型

美国最初以设置领事法庭模式实践其在华治外法权，通过颁行法庭章程进而构架领事——公使两级审判模式。以中世纪商人式领事为基础的领事法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财政预算不足、监狱机构缺失、领事法律知识匮乏及贪腐问题严重均阻滞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演进。为摆脱前述困境而创设的驻华法院这一职业化司法模式无疑更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进而促成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伸张。

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美丰银行的倒闭

上海美丰银行(American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于1918年由雷文(Frank Jay Raven)创办,该行除经营存放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外,还通过美东银公司和普益地产公司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地产和证券投机。随着上海房地产业衰落和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上海美丰银行于1935年倒闭。在清理的过程中,雷文被揭发出挪用诈骗他人存款等犯罪事实,被美国在华法院(theUnited States Court for China)判处入狱5年。归根到底,美丰银行的倒闭是金融市场的衰落和自身从事高风险投资行为导致的结果,这起事件扰乱了当时的金融秩序,也暴露了中美两国对其监管的漏洞。当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衍生物纷拥迭至,美丰银行事件,无论给银行还是监管部门,都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中的肯定性行动——基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实践的多元化审视

肯定性行动涉及种族问题,因此不仅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还是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对该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审查中,多元化的价值是大法官们反复权衡的元素,大学基于种族的招录政策具备正当性,但是必须经受"严密裁量"。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能够带来教育上、政治上(或社会上)的收益,营造差异性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创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种族的融合对精英教育机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多元化价值观则是不断演变的。多元化的肯定性行动无法回避,种族多元化的收益在未来将继续成为争论的焦点。当前,在美国精英高等教育中,阶层的差距与种族的差距并存,未来,以种族多元化为主必须转向种族多元化与阶层多元化并重,这样,多元化的肯定性行动的正当性才会拥有更牢固的基础。

论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社会共享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

通过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法对近10年来的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社会共享研究总体情况进行了研究,肯定了研究中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今后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社会共享研究的发展趋势。

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分析——兼评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缺席判决执行案

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国密苏里州西区联邦法院用缺席判决判中国政府赔偿1000万美元。美国Walters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等3家银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以该财产不在美国境内为由,驳回原告要求。2010年3月,美国原告提起上诉。本案仍然在进行中。本文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引出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的分析,如中国政府在主权豁免案中可引用的抗辩理由;中国国有企业援引主权豁免的利弊;执行国有企业中相应财产问题。本文旨在引起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中国的主权豁免问题。

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探析

收养必须符合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并同时履行收养法定程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为形式要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这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收养制度存在冲突,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收养的国家监督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趋势不相吻合。立法上有必要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收养行为的审查权,取消收养登记机关宣告收养无效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