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职业体育比赛贿赂行为刑法规制及主体身份认定

职业体育比赛领域的贿赂行为由上游贿赂行为、中游谋利行为、下游非法利益所组成,存在贿赂罪、操纵比赛罪、诈骗罪3种规制模式。虽然操纵比赛罪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但因其存在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继续坚持贿赂犯罪规制模式是更为可行的道路。认定职业体育比赛中国家工作人员应明确国家相关性与国家代表性系“从事公务”的核心特征,同时结合个罪所保护的法益进行个别化判断。在以足球为代表的职业体育比赛中,体育协会官员,国有俱乐部管理人员,国家队教练员属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俱乐部一般工作人员,非国有俱乐部工作人员,俱乐部运动员与教练员,国家队运动员属非国家工作人员。

基于大数据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预测侦查研究

由算法所主导的预测性侦查正成为大数据侦查的新分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预测侦查更加强调干预节点的前移和涉危群体或人员的预判,而这一节点已前移至涉危线索发现之前。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预测性侦查模式可以塑造国家安全维护新思维、实现涉危情报信息的整合共享、有效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确保涉危证据留痕与追溯。涉危领域的预测侦查有着一套固有的流程模型,其有效运行依赖涉危情报数据可视化开发和利用、涉危数据融合共享的双向推进、涉危重点群体或人员的分级确定和侦查等予以保障。在大数据预测的运行过程中,需要秉承尊重隐私原则、坚守算法透明原则、坚持“人机共治”,以应对大数据使用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提供资金帐户型”洗钱罪的规范解读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部分构成要件进行了“松绑”,扩大了洗钱罪的适用范围。其中,“提供资金帐户”是洗钱罪的主要行为方式之一。司法实践中对提供资金帐户行为的性质与司法适用边界的认识不尽合理,究其原因在于对法益内涵、构成要件事实的理解存在模糊之处。有鉴于此,应明确国家司法权能属于洗钱罪法益保护的核心内容;厘清“提供”与“资金帐户”的规范内涵,肯定“为自己提供资金帐户”的情形具有实质处罚的必要性;以充足的掩饰、隐瞒效果为基准框定提供资金帐户行为司法适用的扩张力。在司法适用上,明确提供资金帐户的时间节点不必在前置犯罪完成之后;用明知推定的方法和差异化的明知认定标准解决行为人主观认定的难题;应依据前置犯罪的完成情况,将其分为事前、事中与事后阶段,并根据提供资金帐户行为介入的不同阶段分别讨论其与前置犯罪的共犯与罪数关系。

2021年美国犯罪被害调查

美国的犯罪被害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NCVS)是由美国官方机构进行的一个被害人调查研究项目,现为美国犯罪被害的主要信息来源。《2021年全国犯罪被害调查》即为2021年年度NCVS调查报告,其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评估犯罪状况,分别为犯罪被害率、犯罪事件发生率、犯罪流行率。通过结合犯罪类型、人口特征等多个维度分析各指标数值,评估犯罪现状、特征、发生频率及变化趋势,揭示犯罪现状。第二部分是对调查方法进行阐述,包括调查范围、指标测量、权数调整、标准误计算等内容,从统计技术的角度对调查进行全面的解读。总体而言,犯罪被害调查反映了美国社会犯罪和犯罪被害的相关情况,同时也为犯罪学特别是被害人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数据。

非法经营罪的价值预设与类型构造

非法经营罪的限缩解释论似乎具有正当性,实则难以符合立法原意与惩治需求。客观解释论立场下的合规性管制说过于推崇解释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易使非法经营行为的犯罪评价丧失可靠的价值指引。非法经营罪的处罚范围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价值预设“交易自由”与“国家管制”之间动态调和的结果。从交易自由与国家管制的价值权衡中产生两项具体的价值判断规则:其一,除非具有保护市场准入管制的特殊理由,否则不得干涉经营;其二,除非经营者违反市场经营过程管制且侵犯消费者的交易自由,否则不得干涉经营。据此,可以将非法经营罪划分为未经特别许可、未经普通许可和违反市场经营过程管制等三种违法行为类型,各违法行为类型在违法要素方面存在差异。作为违反市场准入管制型非法经营行为的预备或者帮助行为,买卖进出口许可证等行为的入罪解释应当受到严格限制。高利贷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疫情期间哄抬物价,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论聚众斗殴罪

聚众斗殴罪是指基于流氓动机 ,纠集多人进行殴斗或积极参加殴斗 ,破坏社会秩序和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聚众斗殴行为是由聚众和斗殴两个动作组成。在有预谋、策划的情况下 ,聚众行为是聚众斗殴罪的犯罪预备行为 ;在突发的情形下 ,聚众行为是斗殴行为的方式。斗殴行为不以对合关系为必要。在认定聚众斗殴罪时 ,要注意罪数形态理论的正确运用。

“违反国家规定”的宪法解释与司法适用

空白刑法的产生是现代法治国家保障国民自由的需要。"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必须从严把握,同时,"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必须以明确规定为前提。国务院各部委制作的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授权立法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批转的下属部门规章都不属于"国家规定"。

国家机关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主体包括国家机关会带来现实和理论的困境。刑法处罚国家机关犯罪与合法性理论相冲突,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和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国家机关犯罪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罚。

抗制国有资产流失犯罪对策研究

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成为我国经济、政治安全的巨大障碍。从对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原因分析入手,提出双层国有资产流失犯罪抗制模式的构想,强调从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国有资产法律体系的完善两个层次构建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预防控制体系。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疑难问题分析

对档案的有效管理、利用和保护依赖于各项法律制度的健全和落实。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复杂性,犯罪对象是国有档案及其复制件,客观方面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或者秘密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抢夺国有档案行为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排除危险状态行为之认定

在危险犯中,行为人制造了危险状态后又主动排除危险状态,从而防止实害结果发生的,刑法理论与实务通常认为不值得动用刑罚处罚。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危险犯的既遂标志应当是实害结果的出现,或者认为只要在实害结果出现之前中止犯罪行为的,就应当认为成立中止犯。基于此,承认危险状态是危险犯既遂标志的学者陷入了一种困境:不能认定为是犯罪中止,如何对行为人免除处罚。制造危险状态后又排除危险状态的,并非一定得免除处罚;即使对之免除处罚,也并非以成立犯罪中止为前提,我国及国外的相关立法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美洗钱犯罪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都很重视惩治洗钱犯罪,本文通过对两国有关洗钱犯罪的法律规定方式、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刑事责任等方面进行比较,取长补短,借鉴美国惩治洗钱犯罪的成功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有关惩治洗钱犯罪的刑事法律的建议。

区分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的再审视

属于何种犯罪形态,主要关系到共犯、罪数的认定与追诉时效起算时间的确定。区分即成犯与状态犯仅具有观念上的意义,而区分状态犯与继续犯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属于何种犯罪形态,背后的规范性考量还是法益的保护。值得持续地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属于继续犯,否则属于状态犯或即成犯。典型继续犯有非法拘禁罪、不真正不作为犯、持有型犯罪、危险驾驶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重婚罪、绑架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属于状态犯而不是继续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不属于继续犯而是即成犯。窝藏罪、赃物犯罪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应根据行为表现具体确定。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研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不仅是该制度正当性的说明,也是该制度具体内容建构的依据。目前较为通行的国家责任说、社会保险说等理论存在缺陷。经过历史的考证和制度的分析,应将刑事诉讼中人权的均衡保障理念、恢复性正义理论和公共援助论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及服刑期间心理状态

近年未成年犯罪问题十分严重,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对正在服刑的犯罪未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导致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和自身四个方面。当前服刑在押的犯罪未成年人存在的典型心理状态有防御心理、烦恼情绪、悔罪向上心理、幼稚心理和情感冷漠,另有少数人存有敌对仇恨心理,这些心理问题可能会成为他们重返社会时的重大障碍。应该通过提供心理援助,提供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建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落实刑满释放后的社会帮助工作等帮助其克服心理问题,走上积极的人生。

犯罪既遂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犯罪既遂是犯罪成立的具体形态之一,是在犯罪已经成立的前提下表明犯罪已经完成的一种结局状态。犯罪既遂条件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既遂罪的犯罪构成是基本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条文直接规定的;未完成形态犯罪的构成是修正的犯罪构成,是以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加以认定的。二者在犯罪构成方面存在"质"的不同,符合犯罪构成行为所成立的就不可能是既遂罪与未完成形态的犯罪,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在这方面,转化犯是一适例,在转化犯的场合,之所以发生此罪向彼罪转化的现象,原因在于发生了根本不能为此罪的犯罪构成所包含的"质"的变化。

创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新思考

我国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其适用对象限定于严重暴力犯罪被害人及其供养人,确定具体补偿金额时应当考虑被害人责任因素;采取发行补偿基金彩票方式以筹集资金,并组建补偿基金管理公司;在各级法院设置国家补偿审议委员会,实行两裁终局制。

台湾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评析

台湾1998年创设了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意欲通过这种社会福利性质的制度,以社会保险分散风险的方式,来达成当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任务,并借以达到促进犯罪防治及社会部分控制的附带目的。台湾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设计吸收了其它国家及地区的优点与实施上的缺失,因此有些制度内容具有领先性。然而该制度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一些误解和偏差,台湾的有识之士目前也正在积极探讨,力图寻求制度的理性变革,从而建构一套理性的犯罪被害人"司法"保护的完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