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企业经营风险与资本结构调整

本文以2008—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交互效应模型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影响下,货币政策对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调节效应;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调节并不受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而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调节不受流动性风险影响。结果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性调节效应,并且受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这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和“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实现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利用2013-2022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非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缓解政策性负担、提高技术创新以及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三条路径作用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杠杆、完善制度环境及高管理者能力企业中,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显著。

从新医改方案解析社会资本发展公立医院的政策环境

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是一个发展趋势。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明确了社会资本发展公立医院的宏观政策,但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暂时还缺乏国家指导性政策。本研究在论证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必要性前提下,从政策制定的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解析社会资本发展公立医院的政策环境,并针对公立医院吸收社会资本提出一些思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政策演替与实践效果--基于中央企业PVAR模型的分析

1993年中国政府已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但真正落到实践层面是2007年《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的颁布。为何历时十多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另外,国有资本预算收入已收取七个年度,其是否达到了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目的?利用中央企业利润、国有资本预算收入等相关数据,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国有资本预算的实践效果,为完善我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供实证依据。

晋升压力、资源配置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以2001—2009年A股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晋升压力如何影响地方国企募资变更,以及这种影响在政府和企业资源配置下的差异。实证发现:官员晋升压力会导致更多的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在省区贷款投放越少或企业长期贷款较少时,官员晋升压力导致的募资变更概率更高。这表明,政府区域资本市场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均会影响晋升压力对募资变更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和市县级国企中,地方国企募资更易被政府区域资本市场影响。

国有资本收益权的保障:现实问题和监管策略

基于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试行以来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及控股上市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的现存问题和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认为,我国国家出资人的国有资本收益权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我国央企集团公司形成的特殊路径所造成的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资本收益权的实现。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与红利分配——对比分析与特征事实

以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探讨国有资本收益收取与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关系,总结国有企业红利分配的特征事实。对比发现,反映在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中的国有资本收益与数据公开的中央企业集团红利分配在不同年度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各年度红利分配与上一年度净利润等数据间关系后得出,红利分配与净利润存在"利润减红利增""利润增红利减"两个背离期。造成背离期出现的可能原因在于缓解财政平衡压力的需要,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预留政策空间等。依据红利分配率分组检验发现,超额分配组主要集中于利润较为丰厚的垄断及一般竞争性行业,在"两利"方面的显著强势突显了其超额分配的必然性,在资产负债率和研发投入强度方面的显著弱势初步印证了超额分配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国有资本收益向养老保险基金配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研究

国有资本收益向养老基金注资是国企利润分配的一种最优方式之一。因为国有资本属于全民共有的一种公共资源,其经营性收益理应为全民共享,这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收益更多地向民生和社会保障倾斜的政策规定。而养老基金是社会保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其缺口巨大,严重影响到了国计民生和社会福利,因此这一缺口的弥补既重要又紧迫。以国有资本收益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不仅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具备可持续性。

推进大型国企智库建设探讨

在分析中国智库发展现状及国有大型企业内部咨询研究单位概况的基础上,总结成功企业智库的工作特点和实践经验,结合国际、国内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新常态,阐述了推进大型国企智库建设的有效途径:产权多元化,经营多元化,合作多元化,人才多元化,传播多元化。

国有创投资本能拾遗补阙吗?——基于我国创业投资事件的实证研究

以1998～2016年我国未上市企业接受创业资本投资事件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国有创投对创新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创投偏向投资于轮次较早但是阶段较晚的企业,基本补充了创业投资市场的投资空白;2010年国有创投资本持股豁免转持社保基金政策的出台削弱了国有创投资本的补充作用;国有创投机构的政府层级越低,投资轮次后移的变动越大。本文从创投行业角度验证了国有资本参与对市场有效性具有改善效果,对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脱实向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基于2003—2019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显著抑制了央企的金融化程度,且收益上缴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低,特别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配置长期金融资产时。同时,当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时,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利润上缴对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提升还能够有效缓解金融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引导企业资金“由虚转实”,预防金融风险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国有资本管理体系的完善及财务问题探讨

本文根据产权理论,构想国有资本管理体系,建议设置中央和地方人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中央、地方的国有资本管理实施监督。建议设立国有资本的非执行董事制度,并对国有资本的财务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国有资本参股能提升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的参与主体逐渐从国有企业拓展到民营企业,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能否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成为亟待检验的问题。立足于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背景,以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好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该结论在考虑了反向因果、样本选择等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增加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促进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本文探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情境因素,不仅有助于加深关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还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提供了借鉴。

关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几点战略性思考

囿于对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传统认定,酿成了资源配置陷阱、“所有制歧视”、阻碍制度创新、影响企业家队伍成长和中小企业战略主导地位的确立等等弊端。科学的国有“主导”战略重组应为:在(1)公共物品(基础设施)、(2)垄断行业(军工、专卖等)、(3)高科技产业、(4)竞争性领域四大类划分中,重点为退(4)进(3)。这样的资产重组与制度创新,对于科学认定“国有主导”的本质、正确设计国有经济进退思路、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破除“所有制歧视”等都是极为有利的。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带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跨国并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和主流趋势。外资并购对我国国有企业既是机遇更是挑战。虽然外资并购这种国际上主要的外商投资方式在中国刚刚起步,但外商投资实践中带来的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品牌流失等问题不得不引起中国人的深思。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研究综述

目前在国有资本收益的支出方向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观点,学者们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倾向于资本性支出,另一种倾向于民生性支出;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结构、方向、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支出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出改革的相关建议进行了总结归纳。

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与控股股东私利

本文以产权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研究背景,检验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对控股股东私利的影响。以2003-2017年我国A股上市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为样本,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后,民营控股股东进行了更多的私利行为,表明了民营控股股东往往以经济利益为先,采用更多的关联交易满足自身经济利益的诉求,符合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观点。此外,当国有资本继续持股时,民营控股股东进行了相对较少的关联交易,表明国有资本对民营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而股权制衡的高低程度都不能显著抑制民营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这也符合我国资本市场"一股独大"的特点,控股股东能够绝对控制公司运作。本文对于理解国企民营化过程中控股股东动机以及深化改革后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国有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的演化博弈分析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使国有与非国有资本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过程中策略选择的演化过程及其收敛趋势,并仿真模拟了政策激励影响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的行为博弈存在演化稳定均衡策略,能否相互融合取决于事前交易成本、政策激励强度、政策倾斜与溢出以及新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预期收益。初始意愿高时,制度激励发挥了锦上添花效应,有效促进演化博弈系统收敛至理想状态,初始意愿低时具有减缓收敛速度的作用。事前经济激励具有正向引导效应,且初始意愿超过一定阈值后,将扭转博弈参与主体的最优策略选择,逐渐向“融合”转变。政策倾斜增加了国有资本的融合收益,但初始意愿偏低时,在模仿学习中仍倾向于“不融合”。政策溢出效应下降时,初始意愿超过一定阈值之后,理性的博弈参与者会转向“融合”策略。

创业投资企业国资管理问题研究

随着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战略的提出,如何创新创业投资企业的国资管理,进一步发挥创业投资的引导作用,以推动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新的命题。文章对创业投资企业国资管理的模式、现状、制约因素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创新管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