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结构、歧视性信贷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兼论我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宏微观数据,考察了垂直结构背景下歧视性信贷对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通过文献梳理和构建理论机制,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说。实证检验表明:银行信贷对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歧视性行为,整体上融资不足;国有企业具备政府隐性担保优势,整体上融资过度。垂直结构背景下银行信贷歧视行为进一步抑制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在信贷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是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此抑制现象略微减弱。经IV、GMM和DID等内生性处理方法检验,基准实证结果依旧稳健。通过微观数据进一步分析也印证了基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文章提出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推动“垂直结构”向“平行结构”发展;继续改善企业融资环境,规避民营企业信贷歧视陷阱;打通信贷政策所有制歧视传导阻滞,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体系不畅问题等对策建议,以实现我国实体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以国企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深入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取得成效的制度基础。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强化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益于国有企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构建有效竞争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关键前提、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有益于践行竞争中性原则。以国有企业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路径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策体系完善升级;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确保竞争政策面向市场主体的普惠性;构建特殊行业和领域豁免制度,分类推进国有企业纵深改革;差异化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切实保障民营企业有效分享改革收益。

国企混改与ESG信息披露

基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越来越受到公司利益相关者的重视,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影响机理缺乏相关研究的现实,利用2007—2021年上市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从混合股东多样性、混合股权深度和混合股权约束三个方面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并且此种促进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强。就作用机制而言,非国有股东通过完善企业的内外部激励、监督机制和发挥资源效应,进而促使国有企业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拓展性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和绿色激励政策强化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

国有林区政企合一改革及相关政策问题——关于大兴安岭和伊春的调研报告

目前,我国国有林区建设已由单一经济取材进入生态保护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性转变新时期。其特有的政企合一的体制显现出的森林资源不堪重负、政府主导地位缺失、企业丧失竞争能力、林区职工收入扭曲、社会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深远。推行政企合一体制改革目前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林区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主体重组、现有政府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具备了有利条件。具体思路是：重组政府行政区域组织机构、创新林区新的企业微观组织、组建新的国有林管理机制。在改革中还需注意解决相关政策问题。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社会责任承担

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中国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此,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职能"不能成为反对国企改革的依据,政策性负担是政策强制性、内部员工自利性的结果,只能实现部分短期社会政治目标,而社会责任承担是企业自愿性、公益性的体现。文章以2010-2018年A股上市的经历过股权转让的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实际控制权转移对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和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检验了两者是否能够反映到企业的经济绩效上。结果表明,当非国有股东取得企业实际控制权后只会降低政策性负担,同时会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和能力,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

以“去产能”为契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战略与路径

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和经营绩效下滑对国民经济有较大的影响,"供给侧"改革应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抓手。国际经验和中国历史都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恢复企业活力、化解产能过剩、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新形势下,应该以"去产能"为契机,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剥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和落实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型为核心,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化的竞争主体。以"去产能"为契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渐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未来发展方向。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

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既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问题,也是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看,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宜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主体”这个线索出发,重点分析阻碍资源要素市场发育和发展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路径和机制;二是从对经济活动领域进行分类出发,重新界定政企在不同领域的职能配置关系。对前一问题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找到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空间、动力和突破点;对后一问题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确当前要重点解决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并存的问题,努力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强”体制模式,为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坚强支撑。

国有企业改革核心:是明晰产权还是剥离国企政策性负担

国有企业改革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学术界和国家有关当局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明晰产权。但笔者认为不剥离国企政策性负担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改革问题。国企改革的思路应是剥离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理顺价格体系,完善外部治理。

“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不能救中国(上)——四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吴敬琏杜撰一系列荒谬绝伦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制度目标是让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他"向往"的"普世价值"和"欧美模式",要害是为"1%"的少数富人服务,最终使我国沦为美欧的附庸。本文是对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系列评论的第4篇。基本观点如下:第一,吴敬琏曲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精神和宪法的有关条文。第二,吴敬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属于"华盛顿共识"的范畴,基本内容是实现私人"自由企业制度"、不"受控的市场"、"宪政民主"。他还不时杜撰党中央的重大改革决策,误导公众。第三,从西方经济学层面看,吴敬琏主张在我国实行"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只是为"1%"的富人服务,并且最契合美国的私利。而从学术方法角度评论,吴敬琏主张"欧美模式"的种种说法,也是对西方经济学和欧美现实的一种规避性表述,且非常片面和矫情,缺乏说服力。第四,国家曾公开表态,坚决反对中国复制"欧美模式"。这证明了吴敬琏关于我国应搞"欧美模式"的说法是空头支票。

国资国企改革典型经验研究与启示——央企和部分省市典型经验对上海“十二五”期间国资国企改革的启示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伴随着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央企业和各省市探索出许多国资国企改革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也将给上海市"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促进新一轮国资国企的改革发展。

从当前纺织业的改革突破口地位看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调整

纺织业作为今年国企改革解困的突破口，对于整个经济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对商业银行也有较大影响。因此，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商业银行要全面把握纺织业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对信贷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积极培育纺织行业新的增长点，促进整个纺织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专家学者对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红利分配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分红的必要性、征收主体、分配标准、分红比例和支出方向等方面,但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对当前学界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发现国外研究起步较早,但后续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学者研究起步较晚,但后续研究成果比国外丰硕;国内研究实用性较强,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较弱;红利分配领域研究还比较薄弱,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需要。

减轻国有企业负担的财政对策

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负担问题 ,财政政策的配套和支持 ,是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宏观经济四论

分析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 ,论述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力和积极意义 ,并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提出了新的见解 ,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有大的起色 ,缓解社会保障的矛盾要有所突破 ,以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法规政策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伴而行的。从法规政策角度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法治建设进程。

上海国企政策跟踪研究

2013年12月,上海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随后一年半时间內,陆续推出了20余项细化政策,覆盖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目标、布局结构、公司治理、考核分配和风险管控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下,本轮改革最关键的工作在于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相关国资、国企对政策的具体落实。文章重点检视出台政策效果和改革成绩,总结成功经验,井尝试探索下一阶段推进国企改革的思路与手段。

国有钢铁企业改革发展与金融政策

从目前国有钢铁企业面临的形势与存在的问题及制约金融业适应和推进国有钢铁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方面,较深入地探讨了国有钢铁企业改革发展与金融政策。

产业结构变迁动力转换与国有企业改革

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转换以及国有企业影响市场发展的角度阐释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同时以市场化的逻辑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边际效应分别在市场化指数为3.61和12.12时出现向下的拐点;产业结构变迁动力转换临界时间点的选择是国有企业与市场,或者说是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上的总体效应综合权衡的结果;在市场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产业结构变迁主导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影响市场的发展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直接原因。而从企业治理结构、资产管理方式以及行业准入等方面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市场化水平上的可行性,则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

基于企业价值视角的“营改增”政策效应研究——兼析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和控制权性质的影响

"营改增"改革的目标在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进而最大化企业价值。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税改后增值税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治理环境会影响"营改增"的政策效应,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两权分离度越小、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的企业价值提升越显著;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敏感性强于国有企业,"营改增"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及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为强化税收政策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政府应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各地区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以优化宏观治理环境,企业也要不断完善自身内部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改革目标与政策的价值评析

从分析国有企业的属性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入手,在简要评析监管政策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国有企业改革价值目标的冲突和统一的产生机理和治理措施,提出在政策供给层面,应当建立体现民主要求的、畅通的、灵活的反应机制;在监管层面,应当在完善监管体制和提高监管者素质的前提下赋予监管者以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