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

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权的建立、礼乐制度与十国君主集权的加强以及礼乐制度与十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三个角度可以窥视礼乐制度与十国南方诸国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礼乐制度在政权建立、界定君臣关系及官僚集团内部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建立 ,为南方社会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具有南方特点的礼乐意识和礼乐体系因此兴起 。

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礼俗的影响及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不仅对帝制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制度、士习民风、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对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功能的社会礼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体现在:礼俗内容纳入科考范围,使得社会礼俗得到广泛宣传与普及;遵循能力本位,促使礼制下移;造就数目庞大的士绅阶层,担当传统礼俗的实践者与传播者;衍生出了众多富有科举色彩的传统礼俗。

以郑国为例谈春秋礼的特点

春秋时期,西周以来的礼制在周室衰微、诸侯蜂起的情况下不断地被僭越破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废乐坏"。但春秋时期又是一个"礼"泛滥的时代,政治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常以礼为衡度标准,"礼乐崩坏"只是表象。春秋时期,礼得到了更新与扬弃。春秋礼的特点是:以具有实际利益为标准,拿是否有利于自身来权衡。春秋礼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人们对礼更加重视和坚持,在运用礼上因地制宜。郑国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近,通过郑国在强盛与衰弱时,在内政外交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对礼的践行,可以归纳出春秋时期礼的特点。

礼制演变与十国时期的南方社会——以个体家庭意识为研究中心

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积极建立礼制。因为受南方社会中浓郁的个体家庭意识的影响,礼制建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个体家庭意识的明显痕迹。南方诸国推行礼制、强调宗法观念、限制个体家庭意识的政策也促进了礼制在南方社会中的普及发展。随着宋平南方诸国,南方社会中浓郁的个体家庭意识甚至开始反映在宋初礼制调整和礼制推行的某些方面。

《周礼》与唐代前期的国家治理

《周礼》在唐代前期的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官职设置上,而且体现在道德崇尚、国家礼仪制度制定、治国理政实践等方面。《周礼》在唐代创立时期、武后统治时期、玄宗统治时期以及"安史之乱"后半个世纪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代统治者、官僚以及士大夫阶层对《周礼》也有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周礼》的内涵复杂,但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显著。唐代既尊重古代经典,又审慎地对待传统的变革,且因时而变,这带给我们重要启示。

战国楚占卜制度与商占卜制度之比较

与商甲骨卜辞一样,楚卜筮记录亦包括前辞、命辞及占辞,也存在"一事多卜"、"习卜"及"卜筮并用"的占卜制度。两者均保存有"数字卦",可谓一源一流。战国楚人对于商人之占卜制度,既有因袭,如"一事多卜"、"卜筮并用";又有减损。楚卜筮记录中的"习卜"较为明确,对我们理解商甲骨卜辞中的"习卜"有所启示。

清代郊坛升配礼考论

明清易代后,清廷在参酌明代旧制的基础上,渐次确立郊坛升配之礼。顺治后期内祭配天的兴革与康熙初祈谷配位的存废均伴随着满汉政治文化传统的竞争与消长,反映出清初郊坛升配礼的曲折反复。康熙年间的郊坛升配礼既渐次回归儒家传统,又折中古礼与时宜以建立新的本朝礼制,形成了圜丘、方泽与祈谷三坛并配的模式与代代配祀的传统,此后历代遵行,较少更张。但代代升配与帝系绵延的矛盾使晚清的郊坛升配陷入困局,咸丰、同治年间围绕升配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是“尊亲”与“继志”两条孝治路线之争,清廷最终选择停止升配,维持三祖五宗的郊坛配位格局。

先秦楚系礼俎考述

结合近年楚简遣策释读成果,对楚系礼俎的名称、形制和组合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战国贵族墓通常一墓有等级相邻的两组俎,其中的一组为一墓一件,器形较大,俎数不等;另一组为一墓一套或多套,器形较小,这两组组合属于战国中期卿大夫附层的用俎,反映了俎制成熟期的规范化现象。

判定存在国家的黄金指标及其局限性

文字系统、冶金技术、设防城市、大型礼仪中心是判定存在国家的四大黄金指标。只要某个考古学文化满足其中的一项指标,就可以推定那里必定存在国家组织和统治形式。但是,四大指标都不是国家本质属性及特有属性的直接标志物,只是判定存在国家的代用指标。它们都是国家及文明的产物,而国家及文明不是它们的产物。许多学者将四者具备视为判定存在国家组织的必要条件,只要某个考古学文化缺失其中一项,便断然否定那里曾经存在国家组织。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原因很简单,并非所有的国家和文明都具备四大指标。在研究中国国家及文明起源时,我们不应削足适履地套用这些不适用的指标,而应实事求是地探索合理的具有普适性的指标。

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

本文从《国风》作品的创作与编定时代、赋引诗篇时称名的前后变化以及齐桓公时代的礼乐状况等方面入手 ,具体地讨论了齐桓公时代编辑诗文本的条件与可能。本文认为 :在齐桓公时代 ,周王室确实有过一次编辑诗文本的活动 ;在这次编辑活动中 ,不但《国风》中的大部分作品得到了采集和编定 ,而且 ,春秋前期仍以独立形式流传的《周颂》与《商颂》 ,也在此时被纳入了以“诗”为名的文本当中 ,《风》、《雅》、《颂》

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青铜容礼器的分组问题——以曾侯乙墓为例

一、前言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的青铜容礼器,作为东周时期列国礼制用器的代表,其类型和组合历来多受学界重视。早年郭宝钧先生就曾以寿县蔡侯墓和信阳长台关、寿县朱家集楚墓为例,认为东周时期青铜礼器有着“钟鸣鼎食”的组合特征[1]。

寿县楚王墓的礼器组合研究

本文依据铜器所有者铭文的不同来统计和分析寿县楚王墓中所出土的各类青铜礼器,再将其纳入到整个楚国礼制系统中来考量,按照三套礼器组合的形式来探讨战国时期楚王级别所应使用的礼器制度,并考察在战国末年楚国东徙寿春后国势衰微的历史背景下,楚王室针对这一丧葬活动所作出的"礼制隆杀"情况。

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礼乐制度初探

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出土以7件附耳平盖鼎加5件立耳平盖小鼎的两套列鼎,并搭配鬲、铺、浴缶、匕各7件的礼器组合,这一现象未见于同时期的鲁东南地区墓葬中。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该墓礼乐器的形制、纹饰多具有莒文化的区域特征,但"7+5"的两套鼎制和9甬、9钮、4镈的乐钟编列则借鉴自同时期中原地区的礼制变革,其他礼器各7件的组合又来源于鲁东南地区固有的器用传统,表明墓主人是对中原礼制有一定了解的莒国高等级贵族。该墓的礼乐器组合为了解鲁东南地区春秋时期的华夏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材料,亦从侧面反映出各国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消长情况。

钟离国礼制初探

近年来蚌埠双墩M1、凤阳卞庄M1和凤阳乔涧子M2三座钟离国墓葬的发现,为我们对其礼制进行初步研究提供了条件。独特的墓葬形制与结构是钟离国礼制的重要内容,这应与其族属及崇日传统密切相关;礼器方面,国君级墓葬的礼器组合与楚墓接近,蚌埠双墩M1和凤阳卞庄M1在礼器组合及用鼎制度上的差别,反映了楚文化对钟离国影响的深化;底层贵族的葬制、随葬品等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而与楚制不同,楚国对钟离国礼制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上层社会。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英文)

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构建和谐的道路,即没有打碎氏族制度,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国家与氏族长期并存而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和谐构建之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程中,十分关注各个氏族、部落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构建和谐的基石,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时,还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理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