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利性民办学校税收优惠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营利性民办学校因其运营模式和目标以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教育机会和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而具备公益属性,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公益性税收优惠,但实践中其税收优惠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具体而言,在立法层面,缺少明确与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定,税收优惠制度依据效力位阶低下,税收法律体系内部协调性不够完善。在实践层面,存在税务机关执法时忽视营利性民办学校公益属性的现象;相关税收优惠规定笼统,且缺乏全方位的税收监管机制。为此,应制定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健全和规范民办教育税收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的税收监管机制,以促进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

唐朝“两税法”税制要素欠缺析论

唐朝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的农业税制变革。借用现代税收学的“税制要素”概念,从国家税法的规范性、完善性的角度剖析其税制要素欠缺及其影响可以发现,“两税法”有关纳税义务人、纳税客体、税率、纳税期限、减税免税、税务违章等诸多税制要素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并不是一部规范的、完善的国家税法,实施百余年间所产生的诸多社会弊病均与此有关。经过五代十国至宋元明清历朝的取舍和弥补,中国古代沿承唐“两税法”而来的田赋制度的税制要素才逐渐齐备。

公平视野下的德国简化税法改革方案——基于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税收正义理论的公法学思考

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提出的税制改革方案主要借助取消不必要的类型化区分、确立中立法律形式下的课税表达、对婚姻和家庭的特别保护、减少例外规则以及简化税收程序等来实现税收正义。税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现实,其改革思路的起点恰在于税收背后的宪法理念:宪政体制下的租税国家、人格图像并函摄了基本权利主客观面向的理论基础,即对国家共同体及任务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自由而有个性的人必然要求处于国家所保障的自由经济体制下的税收法律予以相匹配的规制,它具体表现为以减少纳税人税收形成可能性为目标,保障国家对个人经济成果最温和分享以及减少例外的原则。

中国国家治理的进路选择:财税治理及其模式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到集约转型,国家治理正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共治、法治和善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财税不仅要考量社会基础和国家性质,还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持财税的中性特质。也源于此,财税治理必须与公共财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相适应,既要防范市场失灵,又要防范政府失灵。为此,应从横向层面加强代议制机构的民主职能,实现财税权力的合理配置;纵向方面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税法适用

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税法适用出现了新冲突、新矛盾。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完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解决现有税收法律法规滞后且相互矛盾的现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防止其被无原则的滥用,尝试建立"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以为全面推行该制度提供经验,唯有如此方能更好的服务、促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范式与路径:中国财政治理法治化研究

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与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休戚相关。从财政社会学的立场来解释,财政结构通过影响一国财政收入的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变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机制来作用于国家的制度发展、法治建立和国家治理。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财政结构可知,一国"税收国家"的特质越明显,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就越紧密,国家治理能力和民生发展水平也就越高。然而,中国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非典型"特点,带来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部分消解与削弱。因此,在我国迈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前,必须努力对税收国家建设中的非典型特点予以纠正,逐步实现从有产到无产、脱嵌到互嵌、权力任性向法治约束、敷衍向问责的转变,以税收为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桥梁,最终推动我国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研究Ⅱ——美国管制物质的管制历程与现状

目的:研究美国管制物质的管制历程及现状,为我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提供依据。方法:通过检索收集国内外数据库、新闻报道、国际网站中有关管制物质的文献、报道与政策等,对美国管制物质的管制历程及现状进行整理研究。结果与结论:美国对管制物质的管制始于1914年《哈里森法》,是国际上在《国际鸦片公约》生效后率先通过的以税法形式立法用来管制麻醉药品成瘾问题的国家。此后,美国逐步扩大管制范围,通过《麻醉药品进出口法案》《海洛因法》《大麻税法》将大麻、海洛因和精神药品纳入管制,并通过尼克松"毒品战争"计划,修订形成了综合性法案《管制物质法案》,最终建立了隶属于司法部的管制物质强制管理局这一综合执法机构。

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理财治国"观念一脉相承。在现代国家,法治构成了国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轨道,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密切衔接、相互配合,堪称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要素,共同铺就了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将《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结合起来看,便可管窥法治框架下的财税改革整体方案和行进路线,其需要从财税立法、财税法律实施等角度着力构建,并且以机构设置的改善、专业人员的充实为内部配套,以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升级为外部保障。通过明确和坚守财税改革的法治思维,能够有力推动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顺畅运行,进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保障纳税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基于最优控制策略的起落架振动半主动抑制研究

为提高起落架在着陆及地面滑跑过程中的缓冲减震能力,以支柱式前起落架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首先,在动力学平台中构建起落架多体动力学模型,依据缓冲器工作原理,搭建单腔式缓冲器液压模型;其次,建立半主动起落架着陆线性方程。基于状态空间理论,推导并求解黎卡提矩阵方程,得到最优状态反馈控制律;然后,基于滤波白噪声法推出路面高程的时域模型,并生成机场跑道随机路面仿真模型;最后,提出一种机械-液压-控制联合仿真的起落架半主动控制研究方法,实现了起落架落震及考虑路面不平度的滑跑联合仿真。仿真结果验证了半主动控制方法对于冲击载荷及振动响应抑制的优越性。

财税法视角下国有企业腐败治理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企业的反腐败工作作为国家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各界的高度重视。加强国有企业的腐败治理,推动国企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势在必行。从财税法的角度来看,国企的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我国财政收入的减少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对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税收制度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对于国有企业的腐败治理,不仅要对腐败人员加以惩戒,同时还应当构建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本文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研究了应然层面的国有企业反腐内外部控制的原理及制度设计,并探讨了当下国有企业腐败控制的机制缺陷,提出应当构建以“治财”作为核心,以预防为导向,加强国有企业的内外部财务控制,以此截断腐败寻租的源头。

税收法治视角下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调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征管权分配,给税务机构、征管范围、征管程序、纳税人权利救济机制等带来一系列变化。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税收征管需要法治化。我国应当根据国情,积极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成果法治化,修改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通过法律来规范税务机构的法律职责、征管范围、征管程序等,调整税收复议、税收诉讼制度,完善纳税人权利救济机制,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征管制度,并做好与《社会保险法》相关法律条款的衔接。

煤矿矿井地质工作的探究

煤矿整个地质工作从矿井建设开始到开采结束,每一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在这一个过程中要掌握整个矿井,甚至是整个煤田的构造发育变化规律、煤层的赋存状态、标志层和煤层的层间距及其岩性特征。在这一个过程中的矿井地质工作,是通过做到:1看2对3描4整改5总结的工作流程,这个工作流程同样适用于井下每一次地质变化时的工作。

美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制度：比较与借鉴

如何有效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是中国涉外税制必须面对的挑战。2007年3月正式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做法来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避免国际双重征收制度尤其是其精心设计的外国税收抵免制度,在有效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同时,又最大限度的维护了美国的税收管辖权,具有十分典型的借鉴意义。在剖析美国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的基础上,将中美制度作了比较,据此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以期对完善我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制度有所裨益。

税收国家及其法治构造

现代国家源起于现代意义的税收,税所具有的"公共对价性"、"非营利性"与国家的"民主法治性"结合而成税收国家,税收国家必须反映"公共目的"及"国家目的"的两个面向。没有税收国家,就不可能有以经济自由为中心的实质法治国家;反之,税收国家须营造一个完善法治的构造。税收国家的法律主义、平等主义和人权主义原则起源于财政民主理念,以此为导引完善财政立宪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相关程序制度,由此为税收国家权力运作设定一个起码的边界。

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

文章通过对唐中叶刘晏理财和杨炎两税法改革的回顾,认为以往研究者对刘晏和杨炎改革给予的正面评价需要再评价。刘晏所实施的以增强国营经济和提高国营经济效益的改革积极作用有限,在其死后其理财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两税法改革使得政府开支无法受到有效约束,改革后果是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文章提出,评价一项改革政策的好坏不能以"公"(国营)或"私"(民营)为标准,而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以"新"或"旧"为依据,而是看其是否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利益诉求。

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基于国家税收和公共税收的视角

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是现阶段税收的两大任务。对两者的认识,不能孤立地或对立地看,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应是国家税收和公共税收的统一"的视角下加以把握。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就能真正做到"坚持依法治税,优化纳税服务,服务科学发展",就能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纳税服务新路。

法治中国视阈下税权平衡的概念及其价值

"税权平衡"的需要是随着税收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税收国家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表达,更内含着限制国家税权、保护纳税人税权的法律意义。税权平衡概念在梳理财政税收中的多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税权的解构,将经济学意义上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关系转化成国家税权和纳税人税权、中央税权和地方税权、地方税权和地方纳税人税权、地方税权和地方税权之间法律意义上的、双向的、多元的、平面的、动态的多层次权力(利)义务关系;并通过对国家税权和纳税人税权进行清晰界定和公平界分,防止纳税人税权对国家税权的外侵负效率和国家税权的内耗负效率,实现财税法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求;通过为税收法定原则提供正当性的衡量标准,为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提供科学的权力(利)分配逻辑起点,实现公民福祉的增进和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通过对税权中双向、多元、平面、互动的权力(利)义务关系进行梳理,厘清税收法律关系各方的权力(利)博弈关系,达致高效的权力平衡、充分的权利平衡、合理的利益平衡,消除税收法治之路上的诸多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权平衡对法治中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土地财政的历史命运

当前学者对土地财政的功过是非有一个共同认识:土地财政是一个利弊共存的制度安排。学者之间的分歧则在于,多数学者主张弊大于利,应当及时废除土地财政,少数学者则主张利大于弊,应当暂缓废除土地财政,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性制度之前,不能轻言废弃土地财政。主张暂缓废除土地财政的理由值得商榷。直接税为主的税收财政的实施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建设可以不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并没有消灭土地食利阶层。事实上,土地财政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积累了严重的经济风险,导致了贫富差距,而且与我国当前的根本发展方向相违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延缓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妨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应当及时废除。

我国税法本位的实然与应然——从国家本位到人本主义

从实然上看,我国现行税法虽有不少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规定,但总体上仍然是国家本位主义;从应然上看,税法应当是人本主义。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税收法治的客观需要,是实现税法公平价值目标的必然要求。就路径而言,人本主义税法的转型之路在于税法的私法化、社会化和程序化。

解析欧盟国家援助法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规制效果

欧盟已先后裁定卢森堡税务机关与菲亚特,荷兰税务机关与星巴克,以及爱尔兰税务机关与苹果签订的税收决议构成非法国家援助。通过判例和法条,欧盟详细解释了国家援助法在税收措施上的应用。该制度正成为欧盟打击跨国公司避税的有力工具,其在内容和程序设计上对我国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