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土壤污染与防治课程思政建设探讨

课程思政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是进行全方位育人的教学新模式。为了更好地在土壤污染与防治课程教学中开展思政教育,讨论了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意义,剖析了当前思政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从挖掘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实施课程思政的途径,为新形势下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一些新方法和新思路。

“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三重纠葛——重述闻一多的思想道路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的一生被文学史概括为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战士的思想历程,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型。在他理想的追求和思想逻辑中,其实就是“国家”、“民族”与“人民”这三重概念的发展和纠缠:“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从中,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重述这里的思想演变,对于我们洞见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

“全民一体”:一个述说中华民族的原创概念

民族复兴被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中华民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也进一步突出了中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完整述说,笔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全民一体”概念,并通过原创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概念来丰富其内涵。因此,就能将从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关系角度提出的“全民一体”概念,与从国内民族关系角度提出的“多元一体”概念结合起来,在既揭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现代民族的共同性,又揭示中华民族特殊性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进行完整、有效的述说。

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复杂全球化场景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变迁——兼谈非国家行为主体兴起时代的国家认同重塑

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既有时间趋势上的“东升西降”“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并存,也有地理空间上的多主体与多中心的竞争,展现日益复杂的图景。这种态势不仅对民族国家构成挑战,还深刻影响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随着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政治集团、经济组织、文化团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涌现,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成为与国家争夺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社会个体除被国家赋予的国民身份之外,还被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主体赋予其他诸多身份。由此,个体身份认同出现从国家向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等行为主体迁移扩散的趋势。为重塑社会个体的国家认同,民族国家需要进行全面自我审视调整,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主体性建设,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巩固国家认同基础,以便在复杂全球化场景中保持自身对社会个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国际体育参与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基于民国时期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考察

20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洪流的席卷下开启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体育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之际即被引以为“救国强种”的有效途径,并与政治紧密结合。借助文献资料,运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远东运动会及奥运会参与史,发现在民国时期通过国际体育参与,包括收回国人体育领导权、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等,强化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意识,推动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议程,塑造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并借助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在争取国际合法权益、表达国家立场及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行动中推进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进程,表达了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复线历史”的书写可能——从清季历史教科书谈起

清季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本朝史时,大体遵循线性历史叙事下的普遍主义历史观,以适应民族国家时代到来的新挑战,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导致书写实践中存在矛盾纠结和进退失据之处。只有从经典的以欧式民族国家话语为准绳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方能写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史著。这恰恰表明中国历史书写具有另一种可能——走“复线历史”之路,建构起中国式的从天下、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线索和路径。

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及面临的挑战

梳理民族国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会发现,民族国家并非某个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取代王朝国家的国家类型,其本质在于民族拥有国家的主权,并通过国家机构来行使。因此,民族国家是一种嵌入了民族因素的国家体制类型,被世界上众多国家采纳,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性的国家类型,进而成为“现代国家”概念指称的对象。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以民族国家体制取而代之,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国家出现后,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的主观性身份对国民身份产生了侵蚀,对民族国家形成空前严峻的挑战,需要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统一下的大分裂时代,也是酝酿着统一基因的大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阶层结构;通过变法图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重民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支持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的变革,阶层的上下流动成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历史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领土安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新的形态,战败国以土地换和平成为新的诉求;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催生了弭兵运动,成为古代历史上追求共同安全的伟大尝试;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密不可分的安全共同体。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注入丰富的历史养分。

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铁骊族称来源及其居地考

铁骊族称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唐朝置铁利部,渤海置铁利府,辽朝置铁骊国,民国置铁骊县,新中国成立后置铁力县,后改铁力市。铁利、铁骊、铁力等不同称谓,都是铁骊(利)人以农业经济为主,从事耒耜耕、耦耕、犁耕的文化遗存。“利”是“犁”的古文,“力”与“丽”通,“力”一人一耒耕地,“丽”两人两耒耕地,“骊”是“犁耕”时代的写照。今铁力地区,各族人民自古就以农耕经济为主,兼渔猎经济。今铁力市及其周围地方,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唐代铁利部、辽代铁骊国中心位置,是铁骊族居住之地。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美国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理念、实践与启示

在全球教育体系中,国家认同教育是国民教育中最核心的内容,对维护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是世界上实施国家认同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通过文献分析、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对美国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美国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主要体现在多元文化融合、反对种族偏见以及公民教育三方面,形成了培养多元包容的价值观、促进公平正义的民族观以及追求公民全面发展特色鲜明的国家认同教育观。基于研究发现,为我国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提出相关建议,应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深化、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以及对教育创新的资源整合策略实施三方面,促进我国中小学生形成坚定的国家认同感,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的未来公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分析和路径探索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精髓在于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以追求人类解放为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影响下结合我国国情的“共同体”表现形式。本文从“现实的人”“个体与共同体”等方面探讨两者的关系,进而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主要从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视角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乡村振兴“家”之四重奏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造就了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建构了社稷国家,这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园遗产。家园遗产包含着四种“家”的层次结构,即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家庭,以宗族为纽带的扩大家族,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村落家园,以及以民族为主导性认同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性“家”的共同体。中国当下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演奏好“家”的四部和声,是关乎到乡村振兴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土壤侵蚀与国家安全——美国水土保持的艰难起步(1894—1933)

在罗斯福“新政”前数年间,美国出现了颇具声势的水土保持宣传。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农业部以本内特为首的土壤调查专家意识到土壤侵蚀问题的存在及其后果。但土壤侵蚀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1928年农业部印发的《土壤侵蚀:国家威胁》这一报告中,本内特指出了严重土壤侵蚀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威胁: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破坏美国自由、和平与安全的基础,甚至会威胁美国文明的存续。本内特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倡导联邦政府承担水土保持的职责。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水土保持宣传教育促进了美国民众的觉醒,并促使联邦政府在保护土壤方面开始承担责任,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大规模水土保持运动的前奏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