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国有林区政企不分的原因及对策

在分析我国东北国有林区政企不分的制度缺陷的基础上,认为东北国有林区政企不分是国有林区的制度变迁的硬核,这个硬核不尽固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同时也固化了一种利益格局。要化解这种制度硬核,实现国有林区的制度变迁,必须合理构架林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确立林区的政府地位,通过破、换、售、股、租等方式分离其经营性资产,让自主独立的企业群承担林区的经营性项目,使政府和企业各自归位。

全面禁伐背景下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政府治理能力体系研究

文章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研究全面禁伐背景下的林区政府治理能力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特征要求,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对黑龙江国有林区政府治理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合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政府治理能力体系存在的问题,重构黑龙江国有林区政府治理能力体系,并提出相应保障措施,使其更好地应对全面禁伐带来的系统性挑战。

生态公共服务政府购买的地区效果比较研究--基于福建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的实证分析

建立生态公共服务政府购买机制,加快我国政府生态管理职能转变,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建设,有助于提升生态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是地方政府继林权改革后实行的环境保护政策创新,也是行政性的生态公共服务购买方式。文章基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武平县、顺昌县和沙县的实地数据,围绕直接赎买、租赁、改造提升等不同模式,分析政府控制和社会动员不同强度下,各地商品林赎买的绩效结果及其影响因素。文章主要结论:(1)在政府控制强的地区,政策宣传到位,使民众了解政策目的,对政策的生态绩效有正向作用。(2)林改中没有细分林权的地区,小农户林地少、资本量小,被排除在政策之外,对政策的经济绩效评价最差。(3)在政府禁伐控制度较松,允许社会力量参与改造提升的地区,政府回应性差将显著降低政策的经济绩效。(4)拥有森林经营经验有助于提升严格控制区农户的经济效益,对弱行政控制区的生态绩效也有较大帮助。研究得出2点启示:(1)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宣传商品林赎买政策的目的和意义,减少民众的抵触情绪;根据各地林权细分的具体情况,允许制度多样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拓展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将绿色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扶贫治理结合起来,推进"生态的经济化",实现投资的乘数效应。(2)要加强政府回应性,想方设法将小农户纳入生态扶贫工作中。因地制宜采用经济补偿(补助)、特许经营、合同外包、项目申请制等政策工具,通过多样化的购买方式推进生态服务市场化供给。

黑龙江国有林区社会救助多元主体协作问题研究——基于网络治理理论

随着国有林区改革的深入,黑龙江国有林区由于自身历史遗留问题严重、"政企分开"还在改革进行时期,导致林区参与社会救助的主体之间出现了主体职责不明、参与失衡、缺少社会救助协作规章制度、信息共享度低和协作缺乏信任监督等问题。社会救助多元主体如何进行有效协作、提高社会救助效率成为国有林区政府关注的重点方面。因此需要引入网络治理理论指导国有林区社会救助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协作,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建议,为黑龙江国有林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救助提供协作思路。

国有林区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研究——以黑龙江国有林区政府为例

以黑龙江国有林区为例,在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黑龙江国有林区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构建的理论框架。依据在黑龙江国有林区的实地调研经验,利用关键绩效指标法(KPI)对评估指标进行了具体筛选,并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指标权重。利用综合指数模型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应用,以期构建出较为科学和完善的黑龙江国有林区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其他国有林区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构建予以有益参考。

陕北黄土丘陵区退耕还林中政府职能与农户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陕北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退耕还林对于本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及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文章在对陕北黄土丘陵区五百多户退耕还林农户调研的基础上,基于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以及实现生态效益的目标,运用生态补偿理论、资源环境价值理论、产业链理论等对于退耕还林进程中政府职能与农户利益不协调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退耕还林进程中政府政策不够合理或者政府职能缺失造成退耕农户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影响到农户的生计问题。文章指出完善政府职能对于保障退耕农户利益以及实现政府目标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构建了陕北黄土丘陵区退耕还林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职能与农户利益的协调机制,具体从完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完善退耕还林政策、优化经济林产业结构和延长产业链等方面阐释了政府职能与农户利益的协调关系以及实现机制。

国有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

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治理主体的创新性发展,增强社区治理力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文章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在问卷调研数据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演算,分析了国有林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其中,政策法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及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源因素中,有专业化队伍能够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因素中,媒体的支持程度越大越能推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于社区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制度因素中,健全的考核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影响;政策法律因素中,是否有关于社会组织登记的政策与法律没有显著影响。通过对研究结论进行讨论,提出4个方面的政策建议:(1)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策法律环境及财政支持政策;(2)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环境;(3)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部规章制度;(4)加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专业化队伍建设。

林下经济发展政府行动与天保区农户响应

政府在引导农民发展林下经济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发展与否的关键还在于农户自身对发展产业的态度,这就要求政府行动考虑农户利益。文章回顾2010年来政府在引导农户发展林下经济方面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说明林下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机遇;以云南省玉龙县、贵州省修文县、四川省会理县、陕西省靖边县、甘肃省庆城县和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为例,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法,取得578份有效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天保区农户林下经济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从一个侧面探究天保区农户对政府引导发展林下经济行动的响应。针对政府和农户层面在发展林下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综合提出促进天保区林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重点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变迁分析——以伊春重点国有林区为例

以伊春重点国有林区为例,梳理了我国林区管理体制变迁“分-合-分”的历史脉络,并结合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划分为两个关键时期,以探究重点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变革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其变迁机制呈现出多层次、多主体互动等特征,本质是在新发展形势下对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的重新调整。制度变迁萌生于宏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伊春两次管理体制变革背后是截然不同的路径和特征:在第一次转型时期,路径依赖效应弱而由基层行动者产生的行动压力较强,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第二次转型时期,路径依赖较强但国家行动者强势介入,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最后,在建立改革历史观、结构观和动态观的基础上,要正确认识“合-分”的本质、树立改革的动态意识及形成改革的行动者思维,从而推动改革再深入,助力东北再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中国区域融合发展研究对国有林区、地方间融合发展的启示

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区域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重点从区域融合发展现状即研究视角和必要性、融合发展水平测度评价及时空差异、发展模式及路径、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回顾和综合评述。然后根据研究结论,结合2015年以来国有林区总体改革进程及政企分离改革实践,对后改革时代国有林区与地方之间社会经济融合发展提供若干启发和思考。

森林鼠害工程治理区区划方法的研究

森林鼠害治理工程是一项系统的生物工程,它是对森林害鼠种群管理的最根本措施。无论是采取以经济允许水平为出发点的IPM策略,还是采取以控制种群到最低、甚至消灭为出发点的TPM策略和APM策略,都离不开见效快、成本低的实用控制技术。这就要求我们有确切的针对性,搞好治理区的区划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重点。根据坡度级、林分类型、树种、郁闭度、林龄、林木前期被害率、前期鼠害频率(间隔年)、春季夹日捕获率、秋季夹日捕获率等与森林害鼠生境相关的因子进行剖析,总结出治理区区划的依据,以利于整个工程的顺利实施。

国有森工企业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践与探索——以内蒙古国有林区为例

论述了国有林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意义，并以内蒙古国有林区推行法人治理结构为例，通过对内蒙古国有林区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运行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就国有林区如何建立规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协调运转的保障机制，提出了相应建议。

重点国有林区治理碎片化困境及破解对策——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

在国家推动治理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重点国有林区实施的政企分开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产生了治理碎片化问题,制约了林区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本文结合龙江森工集团有限公司和相关属地政府的林区治理实践,从主体、理念、权责、机制、数据五个维度深入探究林区治理碎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林区面临的公共服务裂解、管理成本提高、工作衔接不畅、治理效率下降等问题。研究发现,重点国有林区原政企合一管理体制的制度路径依赖效应与快速变化治理需求间的矛盾、传统官僚体制的刚性边界与林区治理系统内在张力的冲突、林区数字治理技术应用滞后和数字技术藩篱的存在等都是导致治理碎片化的原因。为了破解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治理碎片化困境,推动林区治理现代化,重点国有林区的治理体系调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重构行动主体间的协调机制和信任机制破除制度的路径依赖,重塑行动者网络;通过完善治理责任机制和整合机制,突破传统行政边界,构建治理主体双向互动机制;通过增强数字技术应用以提升协同治理效能。这些措施的采用可以促使林区建设更好地融入东北高质量发展大局,并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提供林区方案。

我国国有林区产业转型困境解析与路径选择

基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发展需求，我国国有林区产业转型势在必行。文中构建了一个针对“困境形成”的制度-政府-企业-职工分析框架。其中，制度障碍是形成转型困境的根本原因，而地方政府、森工企业、林区职工3大行为主体则面临各自的重重转型困境。为破解困境，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成本，输血与造血缺一不可。在未来国有林区产业转型过程中，替代产业的选择应依据各地区资源禀赋与环境因素，因地制宜，立足长远，并尊重市场调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