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数据信托的生成逻辑、困境检视及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信托并非个人信息保护或数据安全保障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新型的数据财产管理机制,其对于破除数据要素流通障碍、促进数据价值创造、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有内在的生成逻辑。我国的数据信托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功能定位模糊、信托财产法律属性不明、信托当事人确定困难等诸多困境,严重制约了数据信托的探索和发展。应立足于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实践需要和现行信托法律制度,秉持以数据财产转移为基础的数据财产管理之功能定位,明确数据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厘清数据信托当事人,构建中国式数据信托法律制度,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专利转化信托之制度设计

专利转化率低制约了我国产业自主创新升级。专业人才缺乏,投融资渠道匮乏以及传统专利管理方式罅缺是制约专利转化的主要因素。信托与专利转化有机结合可利用信托专业化管理、投融资以及安全保障功能提高专利转化率。我国信托制度生效要件、受托人监督机制与受益人权利救济机制之罅缺制约专利转化信托的发展,应以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理念作为构建专利转化信托的制度基础,明确专利转化信托财产“确定性”要件并以专利权“移转”于受托人作为信托生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明确专利转化信托受托人资格,完善受托人信义义务机制之内部监督制度,增设专利转化信托监察人和专职监管部门进行外部监督,明确受益人物权救济机制。

论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犯罪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背信犯罪的适用范围,将其扩展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员,实现了在背信犯罪的适用上民营企业家们呼吁已久的公私平等保护的宗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像国外刑法一样规定普通背信罪。背信犯罪就是受托人违背信任,给委托人造成财产损害的行为。从背信犯罪的内部结构来看,其既不同于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也不同于侵占罪,其兼具侵占罪与毁坏财物罪的共同特征。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犯罪集中在破坏公司管理秩序罪和破坏金融秩序罪之中,具有国外刑法中特殊背信罪的特征。主体是身份犯即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而代为他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处理财产事务的人。行为是实施了违背职责(任务)的行为,造成本人即委托人的财产损害。主观上只要有故意即可,但应当考虑行为人有无为委托人图利、加害的目的。

论闲置水权收储的法律性质

为规范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界定因散见各地方水权规范性文件而缺乏明确边界的闲置水权收储行为的法律性质,将闲置水权收储的特点与常见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许可撤回、行政征收、行政处罚与行政协议解除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基于闲置水权收储规范存在缺少信赖利益、补偿条款、负面评价与协议形式的特性,导致闲置水权程序无法归类于现有行政行为体系之中。指出应分别针对财产权社会性义务与行政协议解除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减轻其行政限制程度之余,明确闲置水权收储应作为终局手段,在其他催告手段穷尽之后再行实施。

信义治理何以可能: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与阐释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构建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居民小区从物理空间共同体转向利益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需要借助互动、互利社区活动的持续参与,形成合作、互信的关系,创制利益和信任连接机制。在信托制物业服务实践中,在法律信义义务履行的基础上建构了业主、业委会和物业企业三方的信义关系结构,依凭信义义务的履行再生产出社区主体间的信义关系,这是一种面向中国基层治理情境的社区信任再造,并依凭信息公开、关系建构、协商参与、多元监督等核心要素和强弱反转的责任机制、服务优先的报酬机制、互为补充的监督机制和帕累托改进机制,型构了“信义治理”的社区治理创新路径。

信托制物业模式拓展社区社会资本的实践路径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一种创新形态,信托制物业模式通过激发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联动方式,既提升了物业管理水平、物业费收缴率和居民满意度,也较好化解了传统物业模式存在的矛盾纠纷。以H市W区为例,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发现信托制物业模式旨在依托价值维度的信义情感融入、工具维度的数字技术赋能和主体维度的协同网络打造三方面路径,有效拓展了社区社会资本。进一步探析,可提炼出亲密性集体意识、无缝隙互动空间和多元主体资源汇聚等深层原因,进而揭示互益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理。该机理融合了互益观念、互益结构与互益场域三类核心元素,由此建构诠释其底层逻辑的三角逻辑框架,从而系统阐明机理运转可能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论我国破产重整计划中信托方案的司法审查

近年来,信托方案在大型企业集团重整方案中频频出现,法官在对此审查时却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其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动因,以此为基础实现了与信托关系所有主体个人债务的风险隔离;而英美法中破产法的逻辑架构,恰恰基于法定信托之机理。在破产重整方案中融入信托,可视为在法定信托的执行阶段加入商业信托,双重信托机制确保了相关财产和权利的分配的风险隔离属性。加上我国信托行业的商业判断优势和行业特性,信托机制在破产重整中具有特定的积极效益。为此,法院对此审查时应以信托机制的设置是否能够实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互利共赢作为基本立场,进而就相关计划制定的全过程是否符合诚信原则要求,债务人注入信托的资产和免除的清偿责任之间是否公平合理,按重整方案规划的企业后续经营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信托计划的架构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持续性、是否符合债权人最佳利益这五个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审查,并最终在《企业破产法》修订条款中体现相关要求,作为法院审查和裁判之依据。

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信托融资风险防控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然而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信托可以成为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绝佳利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信托积聚的权属风险、期限风险、信用风险、税收风险,分别从完善知识产权信托登记制度、确定知识产权信托期限、健全知识产权信托风险分担机制、构建以导管理论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等方面加以应对。

论老龄化背景下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

在财产管理方面,意定监护制度存在权责范围模糊、监护人财产管理能力有限的缺陷。在老龄化背景下,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能够弥补这种不足,实现财务专业规划和风险有效隔离。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具有可行性,两大制度在内在设计上具有重合性。同时,有限监护理念予以理论支撑,信托行业的相关尝试提供实践经验。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协同应用需要加强规则供给,着手构建公共受托人制度,扩大信托监察人的适用情形,并且适度限制监护人终止信托的权利。对于协同应用路径下信托方式的选择,应以生前信托为基础,以自益信托为指向。

新时期我国家庭信托的法律困境及策略

家族信托起源于美国内战之后,由于其具有传承性、隐私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家族财富传承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我国相关法律对家族信托的规定却相对简单,故此从家族信托的概述入手,着重阐述了家族信托的概念以及家族信托的财富保护以及家族传承功能;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家族信托的规定的漏洞;探析我国家族信托在确定所有权和登记制度方面的困境,最后针对我国家族信托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困境给出家族信托所有权归属受托人、采用登记对抗和登记生效主义相结合登记制度的建议,以此助推家族信托在我国的长远发展。

利率变化与商业地产投资收益——以消费零售REITs底层资产为例

消费零售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在资本化率受利率水平影响之外,不同项目的收益还会受到建设周期、运营年期、租金水平和增速、运营净收入等核心变量的限制和影响,归根结底还是与底层资产和具体项目的实际运营、管理有关。因此,REITs的投资运营主体需要更加敏锐地感知和精准地把握利率周期下资本化率的预期变化、底层资产内部收益率的变化规律,更加注重市场经济周期、REITs上市时机和提升实体运营管理能力。

On the Dual Attributes of Charitable Trus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legal attribute of charitable trusts(CTs), the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organizations.In practice, CTs are not only a type of trust but also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with unique dual attributes focusing on public welfare and profitability.Their core function i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harity by using the trust as a tool, although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rust in terms of external representation.The dual attributes of CTs present new challenge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which must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the general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pplied to trust companies.

论股权家族信托的价值功能与制度创新

股权家族信托是我国产权保护事业的晴雨表,建议联动修改《公司法》《证券法》与《信托法》。信托产权结构包括信托财产所有权与信托收益所有权。为增强信托财产公示公信效力、保护信托财产独立性与完整性,建议将《信托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的信托财产登记效力明确为设权效力,而非简单的对抗效力。鉴于股权信托登记制度真空容易导致受托人、善意相对人与股权受益人之间成讼,建议推进信托股权登记制度的统一化、数字化与透明化改革。建议基于理性自治理念设计股权家族信托治理规则,包容多元化治理模式,构建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三权分离模式,允许自愿设立保护人,明确受托人的诚信勤勉义务与四商合一的理性受托人标准,导入开曼“STAR”信托与维尔京“VISTA”信托的创新规则。主张《证券法》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允许境内外股权家族信托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诚信股东。建议《证券法》原则上推定家族信托与创始股东或实控人互为一致行动人,但允许自证清白。为落实税收中性原则,建议同步完善股权家族信托友好型的税法规则。

董事网络位置、社会信任与企业风险承担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以2007~2019年沪深股市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社会信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位置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社会信任强化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社会信任度下,董事网络位置对国有及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均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无论行业竞争程度高低,董事网络位置均对企业风险承担起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只在行业竞争程度高时存在调节效应.

数据信托构想启示下的数据保护与利用平衡

数据信托作为全球突破性技术备受关注,“信息受托人”和“数据信任”概念分别从义务和权利角度调整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间的不平等地位。探究数据信托对解决数据保护和利用的现存问题的启发,可以为整体引入数据信托构想和填补现有制度两种路径均提供原则性指引。在数据保护方面,数据信托提示在现有法定义务上为数据控制者增加义务,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等程序设计降低救济难度。在数据利用方面,数据信托支持以“所有权-用益权”的二元结构确定产权归属,同时蕴含收益权能的单独配置。双层信托结构界分了数据流通利用的不同阶段,通过集体治理为数据利用提供了灵活性。信托理论同时强调数据主体参与甚至主导数据收益分配,启示在现有收益分配问题上提升数据主体的地位。

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样态与本质要求——以成都市武侯区“信托制”物业治理模式为例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民主实践最新的理论概括,在城市社区有着最鲜活的治理实践,但已有研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证分析。以成都市武侯区“信托制”物业治理模式为分析样本,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助力城市社区治理中呈现出理念指引、主体协同和环节贯通等关键性结构要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把握其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紧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铸牢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保障、以人民完整参与实践激发内生动力、坚持多元协同治理落实基本要求,有效实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赋能增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城市社区民主深化的有效回应,从中观、微观层面挖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经验,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将制度优势更多转化为治理效能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不足及立法完善

基于私法自治和对私人财富保护的理念,《民法典》明确规定了遗嘱信托制度。遗嘱信托不仅可以利用信托优势实现个性化的传承安排,使财富代代绵延传承,还可以隔离部分债务,保障财富安全。然而,我国遗嘱信托制度还存在一定缺陷,在实践中影响和阻碍了该制度价值优势的发挥。信托法在修订时应当考虑与《民法典》的良性衔接,承认录音录像和口头形式遗嘱信托的效力,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应当与遗嘱保持一致,不以受托人承诺为要件,同时规定遗嘱信托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明确遗产管理人类似于信托受托人的法律地位。

《海牙信托公约》中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与信托法理

在《海牙信托公约》中,有三项规定属于与信托法理论联系紧密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一项是关于将信托财产独立性理论条文化的规定,它体现着这一理论向信托实体法规范的转变;一项是关于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名义所有权理论来设计的规定,它体现着存在于这一理论中的与信托财产有关的“名义所有权”,在从法学概念向法律概念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项是关于其立法设计方案的形成受到二元结构所有权理论极大启发的规定,它在信托立法史上开创了关于这一理论转变为法律规则的先例。这三项信托实体法规范仅为这部国际公约所独有,致使该公约中的信托制度,成为一项堪称“法理入法”的典范的、理论色彩浓厚的信托制度。

信托协同保障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制度思考

由于认知和行为能力的渐进式下降,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人口分化过程中,老年人财产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信托制度具有灵活性与稳定性的优势,且《民法典》《信托法》《慈善法》已为民事信托支援老年人财产权益保障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的信托制度可以引入意定监护制度,以设立监护信托的方式替代监护人的财产管理权,并通过完善遗嘱信托的制度构架和具体内容,确保老年人财产在其生前及生后均得到足够的法律关怀,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财产权益保障需求。

知识产权诉讼中时间戳取证认证问题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将时间戳概念载于司法文件以来,时间戳在性质上究竟是一种证据还是真实性认定工具就存在较大争议。本质上讲,时间戳只是一种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手段。数字经济背景下时间戳取证认证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针对电子证据原件的理论诟病以及单方取证对于证据效力认证的影响等问题亟待作出司法解释。时间戳作为电子证据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其功能属性应以诉讼目的为导向。为实现技术发展与制度规制的衔接,应在选择“混合标准”理论接入的基础上将时间戳取证纳入《公证法》规制,给予其法律“正名”。也有必要从规范效力审查以及权利滥用等方面进行证据效力“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