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经世思想略论

杜牧熟读史书,多年为官,积极探求治国安邦之道,形成了以史为鉴的鉴戒意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资政思维、提倡华夷之辩的民族忧患意识。杜牧经世之言相继被《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采纳,杜牧的经世思想为我们了解中晚唐时期历史提供了新思路。

时势与经世:民国时期马鹤天边疆思想的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马鹤天是民国时期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对于边疆问题的认识随着时势发展不断深化。以全面抗战爆发为转折点,其思想从关注边疆之“疆”土以及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转为着眼于边疆之“边”况,提议联合周边弱小民族国家,以救中国危如累卵之国势。马鹤天思想的嬗递既是基于对现实的关怀,亦是边疆问题发展的自在逻辑使然,但秉要执本还在于其爱国情怀的体现与延续。

晚明复社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思想——兼论复社学术的经世取向

晚明文人结社,尤以复社规模最巨,影响最大,活动最频繁。复社的社会活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政治取向。与复社社会活动形成鲜明照映的是复社的社会思想和经世学术。社会思想在诸如经世济民、名节道义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历史意义;而学术体系中的经学、史学成绩皆有着深刻的经世内涵。复社的社会思想与学术取向,在明清之际的社会转变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意义。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简析李光地的诗学思想

清人李光地不仅为理学名臣,也是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在他看来,诗文全关气运、诗贵含蓄蕴藉、诗以道性情、溫柔敦厚为诗之教、作诗应从摹仿入手和作诗如做人。他对诗文的论述在逢迎康熙"文治"需要的基础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修辞立其诚"、"温柔敦厚"和"知人论世"等古老诗学话语。这些思想虽非李光地首创,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影响了康熙文艺政策的制订和文学观念的形成,为奠定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隐而显:赵翼史学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赵翼是乾嘉时期的诗人、史学家。早年以诗文名世,中年以后由文入史,转向史学研究。在考据盛行的乾嘉学界,时人推重他的诗文,其史学因疏于考证不被重视。嘉、道以降,经世之学兴起,赵翼史学因契合经世之风渐为世人所重。清末,他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备受张之洞青睐,借助张之洞的名人推广效应,三年内被翻刻数次,涌现出多种刊本,促成了赵翼史学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民国以来,赵翼之史名誉满中外,影响了一大批的史家、史著。综观赵翼史学生前、身后之际遇,两者形成强烈反差,其史名之显晦与时代风气和学术评价标准之转换紧密相关。探究赵翼史学在清代的际遇不仅为对比民国学术背景下的赵翼史学接受提供了有力参照,还有助于全面了解赵翼史学的传播、接受过程。

晚明狂禅思潮的治世思想和文学

历来被认为是败坏人心、社会风俗的晚明狂禅派,其思想也是一种经世思想,希望人人都能有一个仁义的心体,用这种仁义的心体治国治世,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挽救社会风气的堕落。这种经世思想也被他们用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欲",并不是无节制的情欲,而是在仁义的心体的前提下的情欲。

构建中国国家社会资本的思想体系——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方略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思想,包括指导思想、途径、方法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构建中国国家社会资本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总结与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国家社会资本的思想体系、内容、方法以及意义。

张问陶的经世思想(上)——兼与李白、杜甫和袁枚的比较

清代以诗书画闻名的张问陶虽受释道观念影响,但主要坚持儒家思想而注重经世。从时序上看,张问陶的经世思想及其方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少年奠定期、仕宦发展期、晚年淡化期。分期考述表明,其经世思想经历了比较复杂的演变过程。联系对照表明,其经世思想无论是与蜀中前贤李白、杜甫的比较,还是与江浙时贤袁枚的比较,都有相应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些可以为后世提供借鉴。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从胡聘之治晋论其经世思想与实践

胡聘之是清末朝廷重臣,以进士起家,任外官三十余年,宦迹遍及六个省份,官至山西巡抚。在主政山西期间,他以富民强国为己任,潜心治晋,重教育、兴科技、办企业、建铁路、开矿山,罢官之后又投入领导护矿保矿运动,对山西近代教育改革发展及工业的兴起等做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洋务先锋""山西工业之父"。体现了他超前的开放意识、勇于变革的精神和以民为本、长于变通的经世思想。因此,研究胡聘之经世思想与实践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儒学兴衰与治世关系探究

两千多年来,儒学在中国一直占据独特地位,长期被官方奉为正统思想。儒学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次突破性的发展和四次严重破坏。文章通过对历史上儒学兴衰的分析得出每当治世儒学便趋于复兴的结论,提出了如何对待儒学乃至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的问题。

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国传统治国方略诸范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揭示其内蕴的规律性,对当代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清初实学背景下的李塨军政思想探析

李塨作为清初实学思想家,军政思想是其经世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与其“文武兼修”的家庭教育氛围相系,更是明清交替之际学风由空疏转向敦实的现实映像。在“民强”观念的指导下,他主张在地方授田,建立普遍的“乡兵”制度,寓兵于农,化民为兵,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权衡中央与地方军权给出了应对之法,提出了“强枝强干”的创见。他亦从“实”的角度出发,广阅史籍所载之兵制,鉴其兴废,择善而从。此外,他还能够摒弃满汉畛域之分,立于国情,对康熙年间清廷与台湾郑氏隔岸对峙的政治格局提出切实可行的策见,颇具独到之处。

清初散文经世致用思潮初探

明末清初巨大的政治变动之后,思想领域的经世致用思潮应运而生。这一思潮兴起于清军入关之后,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趋于衰落。政治领域的巨大变动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对明中叶以来思想学术虚浮之风的反拨是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学人、文人的创作呈现出经世致用的特点,尤其出现了传记文创作的繁荣。这股思潮对后世也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

经世思潮视域下梅曾亮对桐城文论的改造

嘉道以降经世思潮坌涌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冲涤社会各层面,在此紧要转捩关头,桐城派积极应对。而其中居京师日久,对桐城派传衍贡献颇大的梅曾亮顺时应变以改造桐城文论的举动最为瞩目。在承袭桐城文论堂庑之前提下,梅曾亮对桐城文论作了一番扬弃、创新:摒弃门户观念,不涉学术争端;顺应汉宋调和之势,倡行论事之文,骈散兼得;融合文史,“通时合变”,以重史理念补完桐城文论;以学力融小说之“俗”入古文之“雅”,在雅俗文学交融共赏中推动桐城古文近代转换。梅曾亮对桐城文论的改造既推动桐城派顺应时代潮流而传衍全国,也直接启发曾国藩等人的文学观念,最终以间接的方式促成了桐城派最后的辉煌。

《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思想探原——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分纂稿比较为中心

汉、宋学术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也是清代学术界长期聚讼的一个主题,清代前期的许多学者都卷入了这场学术大讨论中。编纂于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恰恰反映了这一清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状况,提出了经学史上著名的汉、宋二派说,体现了明显的重汉学、轻宋学的学术倾向,其秉持的学术态度和倾向作为一种思想红线,贯穿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始终,成为《四库全书总目》经学观的精神内核和精髓。

思古之道,伤今之俗:戴望思想的多元化与经世之志的归一

戴望身处清代晚期,深受颜李之学、戴震之学、公羊学之熏染,面对社会现实,急切糅合以上三种思想,通过知识考据以追寻圣人之道的本质,从而由复古以照观现实,期望践行儒家式的经世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