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全党办报”面向地方的体制建设研究

1958年毛泽东致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的信,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专门就新闻工作发表的指示信。指示信发表后,关于“全党办报”的讨论继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新的热潮。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全党办报”的体制设计进一步向地方下沉,强化省级及以下各级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并建立起以各级党委通讯组为核心的集体通讯队伍。地方党报的体制建设及报刊“组织”作用的强化,与党借“调动地方”与“动员群众”实现经济建设目标的工作方法高度契合,是典型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保障和实现其效率的前提。

“群众办报”:《冀中导报》的办报方针与实践

“群众办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与理论的精髓,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处理党、党报、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作为冀中革命根据地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冀中导报》始终坚持“为人民办报纸”的思想,把人民群众看作报纸的主人。它在形式上贯彻“群众帮办报”,在方法上落实“让群众办报”,在内容上体现“为群众办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领域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冀中区党报事业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当代党报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资鉴。

清末民初女性办报活动与性别意识的早期启蒙(1898—1919)

1898—1919年间,中国近代第一批女报人形成,她们多出身官绅家庭,在社会剧变和中西教育影响下逐渐完成从闺秀才女向知识女性的转变。清末民初的女性办报活动呈现如下特点:办刊形式上,学校、学会与报刊活动一体化;语言上,采用文白兼用开启女性启蒙;内容创作上,编辑、作者、译者多重角色合一;经营方面,采取发展公益、低偿、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基础薄弱,但创办报刊是女报人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这其中既有以反缠足、兴女学为标志的女性独立自主的个体诉求,又有追求婚姻自主、发展实业以实现经济独立的新家庭观,更有将女性解放融入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些对五四运动后期乃至今天的女性解放议题都有着深刻启示。

“政治家办报”视角下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

本文通过梳理“政治家办报”理念在“传统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变迁与话语轨迹,探寻既定时空中“政治家办报”理念的不同历史规则与实践策略,为理解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提供了历史视角。在“政治家办报”理念的演变脉络中,由“三闻原则”到“四全媒体”的实践方案,体现出“政治上的毫不妥协”与“智性上的雅致”的双重特点。“政治上的毫不妥协”指该理念内在的政治逻辑,即政治始终是最为核心的要素,这决定了媒体融合必定是一项国家战略;而“智性上的雅致”指的是媒体融合闪烁着科学的光芒,不是服务于政治实践的单纯的口号与方针,而是根植于中国特殊的政治语境与媒介生态环境,在特定的新闻实践中孕育的具有时代先锋性的“建设方案”。

陕西报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可以从新闻工作者的队伍构成及其对工作的满意度、办报意识等方面得到充分反映 ,陕西报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存在着以下矛盾 :由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跨世纪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报业分散经营与规模发展之间的矛盾 ,报业市场化发展与现行报业管理之间的矛盾 ,报业从业人员智力结构不健全与报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报业改革 ,优化结构 ,进行规模经营 ,实现结构、效益、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突破。

办报是党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学习札记

本文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办报是党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的新闻宣传思想,探讨其由来,介绍这种工作方式的特点。同时,探讨在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应该如何改进这一重要工作方式,以更好地利用这一工作方式。

近代日本报业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

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开辟了一个明治时代(1868—1911年),促成了日本近代报刊的诞生、发展,乃至进入"报纸复兴时代"。中日两国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近代报纸的发展进程大致相近,中日两国文化交融成为近代报刊转型之基础,日本报刊对中国戊戌变法期间新闻业具有启发作用,对辛亥革命时期办报思想的促进作用。

《南方周末》批评报道的变化趋势研究——以2008年3月6日至2011年3月6日为例

《南方周末》以批评报道而闻名中外,但近年来受到非议颇多。以2008年3月6日至2011年3月6日三年间《南方周末》所刊登的批评报道为样本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南方周末》仍然非常重视批评报道,但呈现弱化趋势,并具有注意报道时机,关注法治、民生问题,批评对象以企业和群众为主,报道地域体现重要性和接近性等变化和特征,这是《南方周末》因办报环境变化,调整办报方针和仍然秉持"理性、正义、良知和爱心"办报理念所致。

报业的核心能力及其特征

文章认为,能力生成于资源,核心能力生成于稀有的、无形的资源。对报业组织来说,新闻价值观、核心知识是资源,现行报业管理体制下的媒体本身也是资源,报业的核心能力均由此而来。由于和执政党的特殊关系,也由于分享了执政党的公信力和亲和力,党报的稀缺性资源相对更多一些,其核心能力也应该更强。

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梁启超

梁启超既是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又是杰出的一代报人。他20几年的办报活动,一直与其反对封建专制及列强入侵,倡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斗争相始终;论办报生涯之长,创办主编报刊之多,报业思想之新与丰,宣传的社会影响之大,在清末民初尚无人能出其右者。他一生的办报活动,不仅沟通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大解放与报业自身的发展,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与迈向近代化,而且还造就奠定了其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报界之巨子、杰出政治改革家和启蒙宣传思想家、传播西学文化使者中之主角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新闻观的缘起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必然反应,其核心要义就是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新闻观的形成历经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办报实践和总结中的不断充实、完善和创新。其发展过程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紧密相连。

《中国体育报》和《体坛周报》新闻生产机制之比较

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对1992～2002年间《中国体育报》和《体坛周报》的新闻生产机制进行了考察和比较。研究表明,虽然都是"党的新闻事业"、都是"机关报",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但《中国体育报》和《体坛周报》的新闻生产机制和发展轨迹呈现出明显差异:《中国体育报》因其"体制中心"地位,以"政治家办报"和"从信源出发"为理念,呈现出鲜明的宣传色彩和官方意志,无法满足年轻读者的需要,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体坛周报》得益于"体制边缘"地位,以"企业家办报"和"从受众出发"为理念,遵循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获得了年轻读者的喜爱,逐渐确立了在体育报道领域的领先地位。本文旨在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体育专业报纸的不同发展路径及其深层原因。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和西方新闻自由再审视

本文简要回顾《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的过程与动因,分析西方社会性小报生存状态及腐败行为的背景,对《世界新闻报》的母公司国际新闻集团及其控制者默多克的办报理念作了梳理与批评。结合窃听事件的教训及评价,对西方新闻自由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新的审视与反思。文章对我国新闻传媒当下的表现也有简略的分析与讨论。

群众路线视域下中国新闻业的价值职守与传播操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双轨制,尽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功利效能,但新闻传播价值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社会主义媒体就应遵循"群众路线"、"群众办报"与"社会效益优先"的新闻传播伦理。在服务谁的目的论上恪守"群众办报"价值理念,在题材整体取向上坚持正面新闻报道为主,在消遣功能实践上追求寓健康思想于娱乐性之中。

辛亥革命与上海革命派报业

任何革命都需要革命舆论,革命的新闻事业,是革命舆论导向的主要工具。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革命派的新闻事业的经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意义。文章专就当时上海有代表性的革命派报纸如《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中国女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的革命舆论予以阐述。

新时代更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

坚持政治家办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新时代面临的挑战都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多次强调要坚持政治家办报,成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亮点之一。同时,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更具隐蔽性、复杂性、艰巨性,对新闻战线提出了更高更多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是新时代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的关键,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要从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努力,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论史量才的新闻史观

史量才经营《申报》的22年间,以"史家办报"的新闻观,坚持独立的"报格","以史自役",客观记录历史,敢于评价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信史,使《申报》的事业达到了颠峰。史量才的报业实践全面诠释了其"史家办报"的新闻史观。

再造传播模式:延安时期墙报的兴起与治理

延安时期墙报的传播是一段包含范式转换和重新定位的全党办报实践。通过强调斗争性、扩大作者群,业余群体对精英模式形成挑战,产生了“赶庙会”式的观看效果,非正式的言论表达建构出一个有效煽动舆论的信息体系,影响到当时的文体和文风:篇幅仅百余字、形式灵活、逻辑性较差。墙报数次掀起关于文艺的党性和文章署名等方面的争论,成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利器。多元主体就墙报的及治理提出策略,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交媒介进行制度化治理的起点。

在华俄侨报人连比奇的新闻活动与办报主张

连比奇是20世纪20年代在华俄侨报人。他曾在莫斯科就职于俄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俄国言论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该报战地记者,在俄国报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十月革命后,连比奇参加白卫军,后辗转来到哈尔滨,在中国重新开始办报。他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天津创办了俄文《霞光报》、《上海柴拉报》、《俄文霞报》,建立起外国人在华唯一的跨地区跨行业的报业集团。连比奇的成功归因于他的组织才能和经营才能以及宽厚的为人。连比奇声称自己的办报主张为不偏不倚、商业独立。他把俄国先进的办报经验带到中国,改变了哈尔滨报业的落后面貌,把商业元素注入当地俄文报业的发展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