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来刑法学的十大着力点

刑法教义学是随着刑法的立法和司法不断向前发展的,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建设中,刑法理论对法治现实的指导意义得以彰显。本文根据我国刑法教义学的理论研究现状,对未来刑法学研究的十个重点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十个问题既包括刑法方法论等理论问题,也包括正当防卫、单位犯罪和共同犯罪等刑法总论问题和法定犯、财产犯和秩序犯等刑法各论问题,基本上涵盖了刑法理论的各个重要内容,对于我国刑法教义学的未来发展起到了路线图的作用。

颠覆性技术创新治理研究与启示——以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建设模式为例

为巩固全球科学超级大国地位,2022年以来英国陆续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支持成立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并将其作为法定机构进行治理。本文首先通过分析ARIA相关的法律内容与政策举措,梳理其最新进展;随后分析了ARIA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区别;最后提出了探索成立法定机构来支持颠覆性技术发展和强化创新主体非常规科技创新活动治理能力等建议。

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法定支出约束视角

财政分权是推动各级政府良性运转,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基础,关于分权的效率影响迄今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本文立足于以法定支出标准为主的地方财政事权约束视角,通过建构包含非自由支配支出项目的央地财政关系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了基于特定政治激励机制的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间的动态联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存在法定支出标准的制度情境下,地方财政自主性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法定支出标准的设定有效缩小了公共资源配置相较于最优状态的偏离度。以上效应在生产性项目,经济水平较高以及地方官员任期更短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条件下,通过压缩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和选择生产性偏向的支出结构降低了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2014年《预算法》修订取消法定支出标准有利于优化地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从而导致基准效应在更长事件窗口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非线性特征。本文丰富了现阶段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对新时期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推动公共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2013—2022年桐乡市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桐乡市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为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2013—2022年桐乡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的发病情况数据,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全市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9种47944例,年均发病率546.69/10万,报告死亡病例43例,年均死亡率0.49/10万;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淋病、梅毒、肺结核,占传染病发病报告总数的86.64%;三间分布疫情特征符合传染病发病特点;传播途径构成比从高到低依次为肠道传染病61.03%、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23.11%、呼吸道传染病15.41%、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0.39%、其他途径0.06%;低年龄组(0~<15岁)发病以其他感染性腹泻和手足口病为主。结论托幼机构、学校等人员密集单位需要重点关注以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等肠道和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成人需要关注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加强健康教育宣传,提高防病意识,降低传染病发病率。

超大城市治理的行政协同原则

超大城市具有人口密度高、规模大、流动性与聚集性强等特点,有必要遵循行政协同原则开展治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行政协同原则既可以体现为设置协同性的组织机构,如党政合署办公、行政机构整合和政府与社会合设机构,也可以体现为行政权力的协同运用,包括党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相互之间、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和行政机关与社会的协同。在行政协同原则的运行中,要合理分配党的事务和行政事务,对协同各方形成明确的职权分工、动态平衡的权力关系和清晰的责任制,同时行政机关要恰当运用协同裁量的权力,鼓励社会主体参与行政活动。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论数字音乐专有许可权的“法定许可”限制

数字音乐专有许可权缺乏限制引发了数字音乐市场中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在于传统环境下建立的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不能适用于数字环境之中。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作扩大解释,将其适用的对象扩展到数字音乐作品,并将“制作”一词解释为包含通过信息网络进行传播的行为。从版权法本身对数字音乐专有许可权进行“法定许可”限制,对解决音乐平台垄断问题和促进数字音乐市场良性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我国家庭法上遗产酌给请求权人规则之构造--以法定继承制度与遗产酌给制度之严格区分为法理基础

在我国家庭法视阈内,为妥当区分法定继承制度与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根据遗产酌给请求权的规范目的,遗产酌给请求权人应当被认定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主体”。未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并非遗产酌给请求权人。不过,倘若没有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契合“依靠被继承人扶养”或者“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要件之规定,则其仍可借由遗产酌给请求权条款之类推适用,而取得“准寄养人遗产酌给请求权”或“准扶养人遗产酌给请求权”,继而根据具体情况分得适当遗产。此外,就未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类推适用遗产酌给请求权条款而言,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遗产酌给请求权之规范旨趣,结合未实际继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法定扶养关系、亲属关系等因素,酌定其可以分得的遗产份额。

商业秘密法定赔偿的问题检视与应对

商业秘密法定赔偿是极尽其他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后才可适用的“兜底”计算方式,然而因我国现行法中对其规定原则性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弱,实践中产生了适用率畸高、适用前提虚化、考量因素虚置、赔偿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总体上与最高法院要求的“尽可能避免简单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的基本适用理念相悖。为此,可基于其在计量单位、考量因素、认定标准、制度功能方面的特殊性,从系统完善适用条件、规范设置相关考量因素,以及多种方式并用合理确定赔偿额三个方面入手,针对性解决相关现实问题,实现商业秘密法定赔偿认定体系的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差异化发展。

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认定的特殊规则——以监督管理职责为逻辑起点

法定职责是普通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资格的核心要件。以负有法定职责作为适格被告的认定标准增加了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难度。与以“个人利益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普通行政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应以功能主义模式为进路,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中案件适格被告的认定规则。立足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法律统一实施的制度设计,应将内部层级监督职责、宏观管理职责、行政决策职责、规范性文件制定职责等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有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凡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均具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资格。

渐进式延迟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条件,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为此,本文提供了上述决策背景,这包括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退休制度的历史演变,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未能改革的制度安排,具有极高的社会成本与长期成本。由于中国人口劳动力国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重大决策。为此,本文提出参照联合国及国际劳工组织的老年人口定义(65岁及以上的人口),作为未来时期中国老年人口的标准定义;逐步提高男女职工干部退休年龄;采取个人自愿选择原则,具有适当灵活性与选择性;男女职工退休年龄逐渐趋同,实现男女平等;分门类分步骤分人群实施延迟退休;也要充分考虑到近3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改革将创造多重红利,也要充分利用健康红利、教育红利、人才红利,创造创业红利、就业红利。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为中心

董事作为公司法人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的损失,应当先由公司承担责任后,再向有过错的董事追偿。实践中,第三人往往面临公司欠缺偿付能力,而又不向董事索赔的窘境。立法机关为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引入董事对于第三人责任制度,第三人直接向董事主张损害赔偿变得于法有据。第190条在性质上应当被界定为特别法定责任,而非特别侵权责任。责任成立需要满足董事针对职务懈怠行为存在主观过错,第三人遭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等条件。责任形式上董事对第三人的直接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对间接损失仅负有补充责任。

基于法条知识的事理型类案检索方法

现有类案检索研究忽略了模型应当蕴含的法律逻辑,无法适应实际应用中案件相似标准的要求;类案检索任务的中文数据集较少,难以满足研究需求现状.为此提出基于法律逻辑、有较强可解释性的类案检索模型,构建以谓语动词为基础的案件事理图谱.将各类罪名对应的法条知识融入所提模型,将提取的不同要素输入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评分器以实现准确、高效的类案检索.构建针对类案检索任务、以易混淆罪名组为主要检索案由的Confusing-LeCaRD数据集,所提模型在LeCaRD数据集和Confusing-LeCaRD数据集上的归一化折损累计增益分别为90.95%和94.64%,在各项指标上均优于TF-IDF、BM25和BERT-PLI模型.

数字音乐环境下“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检视与规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音乐产业呈现新业态,传统的音乐版权许可模式面临权利保护与传播效率冲突、价值失衡的困境。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无疑是回应产业期待,顺应数字音乐背景的制度,但依然饱受争议。从本土现实出发,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在产业实践的路径选择、促进文化多样性、利益平衡这三个方面体现出难以替代的正当性。在实践中,“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存在适用范围不明确、适用程序不完善、付酬规定过于僵化三个方面的问题。面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现实问题,应当明确适用范围、删除“但书”条款,确立自由协商的许可定价模式,回应数字音乐产业期待。

醉驾不起诉的实践适用与体系完善——基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后的实证比较

醉驾不起诉存在地方标准多元、司法实践不统一等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醉驾不起诉裁量存在地方差异显著、裁量要素不全、从重情节权重过大等问题,《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后,仅在特定情形下统一了司法执法标准,但仍未改变裁量失衡问题,以致于并未激活相对不起诉的制度效能。究其原因,《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采用了“但书”出罪路径,保留了“无从重情节”的规范要求以及存在部分法理依据不明的规定。为此,需要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完善构建醉驾不起诉适用体系:一是在“起诉基础-起诉必要”结构下厘清刑事出罪体系;二是明确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谨慎适用“但书”出罪,推动塑成相对不起诉的裁量理念,引导相对不起诉的合理适用。

过失危险犯之规范构建

基于过失危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的保护机能,我国刑法中出现了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但过失危险犯仍然有待在规范层面上予以进一步展开。在过失危险犯的规范构建中,应遵循刑法谦抑原则、比例原则、体系协调原则等,罪行构造上应注重保护法益限于重大公共安全、行为危险与行为客体危险并存、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限定、违法故意与结果过失共存等方面,且应注重法定刑配置的轻缓化。

漳州市诏安县2017-2022年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2017—2022年漳州市诏安县法定传染病的流行特征,为制定传染病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管理系统收集2017—2022年漳州市诏安县法定传染病监测报告数据,采用Excel 2010和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其流行病学特征。结果诏安县2017—2022年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3862例,年均发病率为384.42/105,报告发病率呈波动下降趋势(趋势χ2=484.488,P<0.05)。居发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乙肝、肺结核、其它感染性腹泻。2020—2022年的年均发病率与2017—2019年比较,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的下降幅度大。5至9月为传染病的发病高峰期,12月至次年1月出现发病次高峰。男性的年均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χ2=809.77,P<0.05);5岁以下年龄组的报告病例数最多;发病人群以散居儿童为主。结论诏安县2017—2022年法定传染病发病率有所下降,但仍应强化传染病监测,加强健康教育宣传,提高公众的防病意识,推广疫苗接种,切实把漳州市诏安县的传染病控制在更低水平。

城市更新背景下非法定化古建筑保护研究--以东莞城区为例

城市更新背景下,非法定化古建筑面临保护不足的困境。以东莞城区为例,总结非法定化古建筑保护现存问题,提出构建非法定化古建筑价值评估体系、做好规划衔接工作、建立多渠道资金保障体系、建设全链条实施体系的保护策略,以期为其他城市非法定化古建筑保护提供参考。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合并监管研究

稳步推进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合并监管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短期流动性风险较高。但是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分别监管模式在债务管理体制机制、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债务融资自律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不统一问题,难以从整体上有效识别和防范债务风险,难以遏制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建议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长效监管机制,推进隐性债务与法定债务在债务管理体制、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和债务融资自律机制等方面统一规则、合并监管,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