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粒长度检测方法及其应用

人类的衰老与肿瘤的发生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端粒长度的变化在这两个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熟知分析端粒长度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有多种端粒长度检测的方法,包括端粒末端限制性片段分析(terminal restriction fragment,TRF),定量PCR(q PCR),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和单链端粒长度分析(single telomere length analysis,STELA)等。但每种方法都有适用的范围,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需要熟知各种方法的原理、优势和局限,从而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才能达到我们的研究目的,解决具体问题。因此将对目前常用的端粒长度检测方法进行综述。

金陵大报恩寺御碑遗址结构性能及保护技术研究

为了对金陵大报恩寺南北两块御碑遗址进行科学保护,首先通过有限元模拟对南北御碑遗址的现状结构性能进行分析,找出其在正常使用和地震作用时存在的安全隐患;然后根据计算分析结果及整体设计要求提出增设隔震支座的保护技术方案,采用有限元模拟计算对南北两块御碑遗址在增设隔震支座后的结构性能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带有御碑的北碑的第一阶自振频率约为不带御碑的南碑的0.087;地震作用下,带有御碑的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御碑,而不带御碑的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龟趺头部。施加隔震支座后,南北两块御碑遗址结构的振动频率、最大主拉应力和最大主压应力均明显减小,在7度罕遇地震的情况下均不会发生破坏。研究结果对石碑的结构保护工程研究有参考价值。

水稻端粒长度测定及其遗传特性研究

端粒在保护和维持染色体完整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且与细胞衰老、癌变密切相关。由于同一细胞内，不同染色体端粒长度存在差异，研究单个端粒长度的遗传特性对于深入了解端粒的作用，阐明端粒与细胞周期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水稻籼亚种和粳亚种之间平均端粒长度存在明显差异的特点，结合它们的杂种F1、F2代群体，采用改良的单个端粒长度测定技术（STELA），对T02p、T02q、T04q、T09p、T10q、T11p等6个端粒长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单个端粒长度与相关染色体长度存在相关性，且具有数量性状遗传特征。更重要是F1代与亲本之间有5个端粒没有显著差异，仅有T04q一个端粒呈现出超显性遗传效应，且超过极显著的水平。因此，推测调控细胞周期的端粒长度并非是整个细胞平均端粒长度，而是某些或极少数关键端粒的长度。

关于鸿胪井刻石的几个问题

鸿胪井刻石作为唐王朝有效对东北渤海政权行使统治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意义。对鸿胪井刻石内容、被盗往日本的时间、主谋者等进行考证,目的是期盼鸿胪井刻石早日回归祖国。

清进士题名碑考述

立于北京孔庙内、镌刻有清朝全部进士姓名及甲第、籍贯的进士题名碑,是清朝重要的科举文献。本文讨论了题名碑的建立、规制、书写、改刊等问题,对题名碑的文献价值、题名碑的讹误等也作了分析。

“怡园法帖”中的笔墨世界——兼论苏州园林书法的保护与传承

怡园的101方书条石被称为"怡园法帖",汇聚了历代传统书法名家名帖、如具有地域特色的吴门书家书迹和体现情操的《墨竹图》、东林贤士书札等。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园主及吴中文人娱情翰墨、诗文吟咏的书香生活及明清以来吴门藏帖刻帖兴盛的风尚。以书条石为代表的苏州园林书法兼具艺术与人文之美,应该从遗迹本身、资料的保存和传播、技术人才的传承等方面对其保护、发扬,才能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以为繁荣吴地传统文化艺术作出贡献。

利用类化思路考释碑刻疑难字例说

类化是汉字系统演进过程中的通例之一,它为疑难字词的考释提供了一条思路。从类化的角度出发,结合碑刻字例,可将疑难字的考释方法总结为类比文例、辨析同形、偏旁分析、追溯形源、明辨典章、审察语境六种。这些方法在考释过程中常常是综合使用的。

朱彝尊访碑考

清初金石学复兴,访碑活动盛行,朱彝尊参与其中,亲身寻访各种碑刻,搜集拓本,详加考证。其访碑活动涉及南北多个地区,而在山西访碑期间参与的学术圈活动,与顾炎武等人的交往提升了学术研究的层次。朱彝尊的访碑活动有三个特点:一是跋涉草莽,访碑求拓不辍;二是积累资料,详于史实考证;三是心摹手追,致力书法艺术。在明末清初经史研究的转型期,朱彝尊的访碑活动和经史研究造就了学术研究的新典范。

从碑刻看明代官方“阴阳学”机构

以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保存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仁爱邑侯永定阴阳生僧巫省役德政碑》为引,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官方"阴阳学"始于元代的阴阳教学和管理机构,发展至明代,更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地方性官方机构,主官方阴阳学教学和管理之职,兼司钦天监之责,及组织官方的祭祀仪式。而碑文中"阴阳学"的人员包括有职官训术、阴阳生、阴阳僧、巫等,文献记载这些都必须是通阴阳、懂术数之人,其中职官和阴阳生多为世业子弟传承的,而职官的荐举是严格的,阴阳生更是明代世袭阴阳户籍中的力役,所以,明代"阴阳学"是官方掌控属邑阴阳人士的主要机构。因此,该碑文为研究明代"阴阳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Ni3S2/SiC复合电极的制备及光电催化性能研究

采用电沉积法在碳化硅纳米线薄膜上沉积镍硫合金,制备碳化硅纳米线/镍硫合金薄膜复合电极,采用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FESEM）、 X射线衍射（ XRD）、阴极极化曲线（LSV）等分析测试方法对该薄膜的形貌、结构 和电化学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镍硫合金沉积层主要以Ni3S2 结晶态的形式覆盖在碳化硅纳米线薄膜表面,纳米线沉积合金前直径约80 nm ,沉积后增大到100nm左右.重点研究了Ni3S2/SiC 电极在光照前后的光电性能, 在1MKOH 溶液中的LSV曲线测试表明： Ni3S2/SiC 电极的起始电压比SiC 电极减小约200mV ;在光照下Ni3S2/ SiC电极起始电压比无光照下降低约400mV （电流密度为9 mA·cm^-2）,计时电位曲线测试表明电极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萨珊艺术之最新考古发现与丝路胡风

萨珊王朝艺术是波斯艺术的顶峰这一观点,为学术圈里广泛接受。萨珊王朝与中国的魏晋、隋和初唐同时代。意大利拿坡里大学考古队在2000-2006年间,不辞艰险,多次来到伊朗进行萨珊时期的艺术考古,由考古复兴而获得最新发现。从萨珊的纺织品艺术、萨珊的壁画和萨珊风格的石柱头的艺术风格入手,可以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中国北朝到隋唐时期的胡风东渐。

教令石碑所见托勒密王朝本土祭司集团复兴埃及传统的努力

托勒密埃及神庙祭司发布的宗教敕令在其发布原因、时间、内容和置放地点等方面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托勒密王室与埃及本土祭司的微妙关系。教令的内容表明,埃及祭司集团敏锐地注意到托勒密王室力量由盛转衰的变化,并利用这种局势,在教令中通过定位国王角色、构建王权的合法化依据以及神化王室成员等方式突出并复兴埃及宗教传统,马其顿-希腊人在埃及建立的王权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法老王权的特征。

清代灵川乡规民约碑及其所折射的社会治理思想

灵川县保存有大量清代碑刻,涉及改良乡风民俗、调适经济活动、保护山林水土、维护公共事业等多方面内容,其主要受清代的政治体制、桂北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规约反映了清代灵川县社会治理上注重教化、人伦有序,集体公议、官方促进,多村合作、共治共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治理原则。这些乡规民约碑既是清代官方律例的延续与补充,也对当地民间心理与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我国的社会治理进程,对当今的基层自治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郧县“伍子胥堰”辨考

郧县城东、西各有古代所修大堰，灌溉良田万亩，历为地方志所载。明、清朝渠有毁圮用水争讼，地方官则必组织维修或予以调解，并勒碑记之。此类亦为地方志录载。此二渠俗称“盛水堰”、“武阳堰”，方志、现存古碑亦用此名。但清末民初，郧县乡间文人将此二堰讹传为公元前506年吴、楚之战时伍子胥追杀楚昭王至郧县时所修，名之为“伍子胥堰”。这是误把春秋时古郧县（今云梦、安陆）混淆为今日鄂西北之郧县。“伍子胥堰”之说近年在十堰及所辖郧县大盛，但此说不合史实与方志、古碑所载。

阿里地区普兰碑内容及其建碑年代考

自普兰碑被学界关注后,国内外藏学研究者就其年代与吐蕃藏王可黎可足同时代的观点达成一致。在与吐蕃时期楚布江浦建寺碑、扎西藏展碑以及尼阿索碑进行比较后,认为该观点不可取。文章以《阿里王朝》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名称所呈现的信息与藏族早期史料中观音菩萨信仰为依据,提出普兰碑立碑年代应为吐蕃割据时代早期或11世纪初之12世纪末。

宝山灵泉寺墓龛形象浅析

宝山灵泉寺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方重要的佛寺之一,有"河朔第一古刹"之称。寺中崖壁间雕凿有僧俗墓龛210座,依照形象的不同可分为塔型墓龛、碑型墓龛、屋型墓龛,不同的形象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函意,塔型墓龛象征着佛教文化中的阿育王塔,碑型墓龛象征着中华传统丧葬观念中的墓碑文化,屋型墓龛象征着宗庙祠堂文化。

试论河南出土封赠碑

封赠碑是中古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下,封建王朝推恩有功劳的臣下,参照臣属的官阶和功绩,将官爵授予其先祖并立碑纪述先祖事迹的物化反映,是中古时期官僚政治发达的产物。此制度满足了臣子光宗耀祖的恩宠礼遇,同时达到了以孝致忠的政治目的。本文在河南出土众多的碑刻实物中择选出唐宋元时期的封赠碑作为实例进行研究,既是古代碑刻分类研究的一部分,也为探索古代封赠制度提供实物资料。

《大流士一世运河碑》译注

大流士一世运河碑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埃及时期,国王大流士一世在埃及苏伊士附近为纪念开凿运河所立的纪念碑。该石碑内容反映了国王开凿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运河,将埃及物资顺利送往波斯的情况。石碑所刻碑铭不仅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埃及时期的重要史料,也是人类历史上较早开凿运河的重要证据。

明万历《深沟儿墩碑》考释

1947年,何乐夫先生于甘肃兰州明长城附近发现《深沟儿墩碑》。碑文记载着墩台的名称、军士人数、武器装备和家具等。本文对碑刻所涉及的内容作进一步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促进古代长城的深入研究。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记功碑研究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之碑是一方刻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记功颂德碑,记载了袁英入仕为官直至调任长社县尹后的政治经历。袁英其人史书无载,碑文详细记载了袁英的仕宦经历、为官作为及政治交游情况,是元代县尹群体的时代缩影。碑记铭文关于袁英任县尹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从侧面反映了元末长社地方风貌,对元代中原地区居民民族构成情况也有相关涉及;袁英及撰额者冯梦弼的出仕经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自身统治所采取的人才选拔措施,所表现的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亦值得深思;志文所记载的长秋寺知符节一职亦有助于对元代长秋寺职官设置的考证和研究;关于云南王出行之事反映了元代宗王的政治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