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修订的理论应对与实践挑战(笔谈)

本期刊发的8篇笔谈文章,紧密围绕公司法修改的核心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展开了全方位探讨。宏观方面围绕我国公司法的制度体系、立法因应、立法目的展开讨论,微观方面围绕本次修订的核心内容,对五年限期认缴制、审计委员会、董事无因解任、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异议股东回购等具体制度展开讨论。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张才华在《从公司法修订看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法律制度的每一次重大修订都是在时代主题与发展趋势的深刻变革下接续创新而成,本次修订是一次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修订,同时也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历史征途中进行的一次修订。应时代之需,本次修订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纯化公司治理理念等作为目标,以因应中国式法律体系的建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郑浩凌在《ESG在中国公司法立法的因应》一文中提出,从现实来看,信息披露是形成ESG投资市场的前提,应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进而构建“强制披露-自愿披露”的差序化披露模式,以更好保护利益相关者;从长远来看,将公司目标范式修正为对可持续性利益的追求,并通过建立ESG委员会、细化董事会职权,进而推动公司治理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在《新公司法立法目的扩展彰显以人为本》一文中提出,新公司法大大扩展了公司法立法目的涵摄范围,可以从“规范”“保护”“完善”“弘扬”“维护”“促进”六个关键词来加以把握,并呈现出严谨有序的逻辑结构。其中规范与保护表达了立法目的的微观层面,完善与弘扬表达了立法目的的中观层面,维护与促进表达了立法目的的宏观层面。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在《五年限期认缴制的解释与适用》一文中提出,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股东认缴期限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强制性规定,在适用上,公司和公司债权人才是法定最长认缴期限制度的监督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作为其辅助制度,向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等社会公众作出违反法定最长认缴期限制度的警示。中国人民大学叶林教授、张冉在《新公司法下监事会制度的变革与挑战》一文中提出,新公司法采用了“原则上应当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在法定例外情形下不设监事会或监事”的崭新立场,出现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模式、监事和监事会任意设置模式、监事和监事会法定设置模式等多种模式。职工利益保护模式发生了转型,职工民主在形式上失去了职工监事的保护载体,却加强了公司的行为义务,从而创设了一种行为规范和组织规范相结合的新型保护模式。在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上,仍需要进行精细化作业。清华大学梁上上教授、袁崇霖在《董事无因解任规则的校准与限制》一文中提出,股东会对于董事的解任权是公司权力坐标系中调节平衡的砝码,真正需要配置它的是公司及其股东,而非立法者。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规定的董事无因解任规则依本质应属任意性规范,将其作为默认规则,可以发挥提示投资者的作用,并有利于减少纠纷,维持公司经营稳定。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无因解任权,应受到来自公司正义原则的实体和程序限制。南京大学王建文教授、汪辰光在《新公司法背景下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的法律适用》一文中提出,对于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后的出资责任承担问题,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规定对认缴制的应用漏洞作出了填补。对于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的法律适用,首先应明确保护债权人利益为首要原则,其次应兼顾公司意志与股东私权,再次要在“遵循法的溯及力”与“合理地参照适用新法”之间做好协调,最后要充分发挥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的效用。中国政法大学朱晓娟副教授、潘米在《新公司法对少数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创新评述》一文中提出,2023年修订公司法在规制双控人不当行为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迈出了开创性步伐。对于保护少数股东具有重要制度价值的异议股东回购规则,设置三个条文对异议股东回购规则进行了制度重塑,但也在第89条第3款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规制范围,第89条第1款和第161条第1款规定传统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条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

重组选择与财务困境恢复——基于2003—2011年沪深A股ST公司数据

以2003—2011年沪深A股ST公司为样本,分析财务困境公司的重组选择与其困境恢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重组选择对ST公司的财务困境恢复具有相应影响,大股东对财务困境公司的支持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显著存在。资产重组的时间越早、成本越高,ST公司摘帽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ST公司的摘帽并非只靠单一某种资产重组方式,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方式在摘帽与未摘帽公司中存在差异,实证结果是摘帽ST公司较明显采取了资产剥离与股权转让方式。此外,困境程度对财务困境恢复负相关,对重组摘帽公司的重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包括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一般是自由的,但受公司章程的限制。股东向公司以外第三人转让股权关系到其他股东权利的保护,所以在实务中,应全面理解把握法律规定的同意条件和优先购买权两个实质性条件。

股权出资之法律问题探析

在公司运作实务中,股权出资之典型个案引发了诸多困惑,由此产生了对股权出资进行理论分析和立法构建的必要。既然股权出资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实践中的现实性、立法上的适法性,被公司立法接纳为法定的股东出资形式就理所当然了。而要将股权设计为一种出资形式,就必须明晰股权出资与股权转让、转投资、循环持股、公司分立、公司收购等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鉴于股权作为无形财产,其价值的不确定性较大,为操作之必要,应在股份评估、股权移转、与股票发行公司之关系等方面做出法律规制。

国有股权转让的制度障碍与对策

目前国有股权的转让存在着国有股权定性不准确 ,股权客体界定不规范 ,股权主体过于分散 ,转让程序无权威、统一的法律保障等制度障碍。为此 ,必须从股权关系、股权转让程序等方面着手 ,为国有股权的合法、高效。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非常态转让问题探析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非常态转让是指并非出于股东自愿而是基于法定事由引起的股权转让。我国《公司法》未对股权非常态下的转让做出规定,而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形普遍存在,面对股权非常态转让纠纷,由于无法可依,不同的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可能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司法工作的公正和顺利开展。实际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进行非常态转让,并不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也不影响其“资合性”。因此,我国《公司法》应修改并补充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非常态转让的内容。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策略比较研究

PE资本实现退出的过程可谓之其"涅槃",退出的好坏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次PE循环的起点高低。基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即股权转让变现的实质,按照股权受让方的不同,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渠道分为三类:外部转让退出、内部转让退出、公开转让退出。本文通过博弈分析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三类退出渠道从公司、投资银行、股票交易市场、股权受让方四个角度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公开转让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理想的退出方式。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公司控制权转移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资本市场中常见的融资手段,其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模型,并引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在控制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治理结构影响本文的研究机制,当控股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小于50%或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的影响路径更为显著。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问题

该文以丰鹿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为案例,就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司法的章程应对股东转让其股权作出合理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应当由受让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必要时可以采用综合评估的方式确定股权转让的基准价格,引入市场机制转让股权。

农地股份合作制中的股权设置与流转问题研究

在东部沿海地区兴起的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地制度的一次创新,它较好地满足了转型期间我国农民对土地权利的诉求。众多的学者已对它的创新之处、制度绩效以及它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描述。文章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地股份合作制中的股权的设置、股权结构以及股权人资格的认证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就规范股权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安排的效力——《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解析

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范成为任意性条款,但这不意味着股权转让的公司章程自治没有边界。确定公司章程自治界限要进行价值判断,公司章程不能禁止股权转让;公司后续章程不能规定特定情形下股东要强制转让股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比公司法规定更为宽松的股权转让条件,也可以规定更为严格的股权转让条件,但不能实际阻碍股权转让;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条件进行细化规定。违反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有效规定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公司。

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的模式及其比较

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波及并影响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表现,是当代全球公共部门治道变革的有机组成。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面反思,但是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的取向不会因此发生重大的转变。从国内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的实践来看,托管经营模式、股份合作制模式和产权整体转让模式是较为典型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不论是在改革的进路、力度、目标,还是在绩效、阻力与风险等方面均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文章借助于浙江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的实证材料,对上述三种模式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解读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的不同模式及其适用性。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当控制权转移发生之后,公司的短期绩效提高显著,中长期绩效也有所提高,但绩效改善的持续性不足。股权制衡组的绩效优于股权高度集中组,股权高度集中组的绩效优于股权分散组,一定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包括Z与W指标)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当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0.65、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1.72倍时,公司的经营绩效最好。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解决机制思考

有限责任公司有一定的人资两合性 ,其正常营运离不开股东之间的信任合作。而股权的转让往往体现为股权结构及股东人数的变动。因此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不完全适用自由转让原则。股权转让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诸多纠纷。本文以探讨典型纠纷的解决机制为出发点 。

会计舞弊、控制权转移和股票风险变化

本文旨在调查会计舞弊发生和揭露过程中舞弊公司股票风险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控制权转移影响了舞弊公司股票风险的变化。在没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情况下,舞弊公司股票风险从舞弊期到处罚期总体上呈长期上升趋势。我们还发现舞弊期的股票风险大小决定了其在处罚期的变化方向。

长期股权投资所得的纳税处理与纳税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一投资》发布之后,股权投资业务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出现了许多新的差异。 本文就股权投资持有所得与转让所得的区分进行了探讨,研究了股权投资持有所得及股权投资转让所得的 纳税调整办法,并对以上相关问题举例加以说明。

新《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完善

我国公司立法和其他各国公司立法一样,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有一定的限制。本文分析了我国新《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定的进步之处,指出仍然存在的不足,同时提出进一步的修改建议。

对国际资本以“高溢价”收购水务企业股权的思考

水务企业股权的高溢价转让,是否会把相应的风险通过水价的调整转嫁到公众身上,从而损害公共利益,成为行业内外争论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我国政策框架下股权转让和水价定价的相关性,建立股权转让项目的评估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资产与股权的经济性分析及水价定价的政策研究,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内外企业在股权价值评估方面存在着差异性,脱离开经济和投资的角度简单地把这种现象称作"高溢价"有失偏颇;而且水务企业股权的"高溢价"转让,并不能作为水价调整的理由和依据。

农民增进土地发展权的现实困境与制度突围——对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探讨

当前,农民农地发展权收益缺失,原因在于农民缺乏主体性,没有同国家和大资本博弈的实力。通过农地股份合作的组织模式,可以使农民依托组织的力量,增加农民追加农地投资使农地升值的能力,增加实现土地发展权(增值)收益在农民中分配的可能性。从而,打破由国家或大资本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下,通过追加投资形成土地发展权收益的垄断局面,改变城乡资源格局不均衡的状态,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股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有限责任公司在诸种公司类型中是最晚出现的一种公司类型,并以其规模小、人数少、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等特点成为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公司类型。它充分体现了资合性与人合性的统一。在其股权的转让过程中,如何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与股权的转让、股权变更后“一人公司”的取舍以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如何体现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的本质和人合性的色彩是本文讨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