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清代石狮造型对比研究

文章以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石狮雕刻作为研究对象,从石狮的造型特点和地理区位着手研究,通过将不同区域皇家石狮与寺庙石狮进行对比,致力于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以期深化我们对清代石狮艺术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为我们了解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有力的佐证,为我们之后的传承创新提供思路。

沈阳故宫烟琢墨石碾玉旋子彩画分期特征

文章以沈阳故宫烟琢墨石碾玉旋子彩画为界定对象,从彩画的分布情况、工艺做法、纹饰特征和设色搭配等方面着手,将沈阳故宫内清入关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绘制的烟琢墨石碾玉旋子彩画特征进行对比,科学地解读其背后所隐藏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反映的时代特征,以期为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发展和成型研究提供补充。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卷》清代戏曲碑刻释文校补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卷》中的部分释文存在一定的文字误、缺、衍、脱及句读失误等问题,今校正误释8条,校补缺文8条,校正衍文4条,校补脱文3条,举正句读3条,以便为相关碑刻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文本。

出土磬和编磬的考古类型学分析

本文试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从音乐性能角度出发,对出土磬和编磬划分出“不规则形”、“钝三角形”、“倨句形”三种类型。由此认识磬和编磬的产生、演变有“悬石为乐”的音高无意识阶段、钝三角形的音高可设计阶段和倨句形的特磬编磬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时期大致为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明清时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近两年来在天柱实施田野调查所获之碑刻的解读,发现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自明初逐渐步入王朝国家系统而"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之后,教育作为"王化"统治策略之一,备受王朝国家的重视,同时,作为身份改变的一种途径,学校亦备受民众之欢迎。因而,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中发展尤为迅速。在运用碑刻史料对明清时期天柱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时,发现其教育范围涉及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以及清末的新式学堂,同时,碑刻资料也像我们活生生地展现了各级学校在筹集办学经费中的艰辛与困境。通过对明清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状况的描述与分析,或可为当代教育提供另一种借鉴的视角。

从笙磬、颂磬看古代中国音乐文化

运用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利用历史文献、考古出土文物,阐释古文献里编磬中笙磬、颂磐的观念,并分析其所承载的音乐文化。古磬最初是单一的特磬,逐步发展为编磬,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祭祀活动中的庙堂之乐;战国时期,不晚于汉朝进一步成为雅颂之声的载体,至今仍是佛教寺庙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法器和宗教乐器。

晚清地方官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管理——以近代江南地区的碑刻资料为分析基础

碑刻资料保留了地方官署管理民间经济活动的大量记录,客观地反映了地方官对待民间经济活动的态度与行为。晚清江南地区地方官署在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管理中着力构建市场秩序、保障市场运行,体现了积极发展工商业经济、规范民间日常经济活动的努力,呼应了晚清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整。但是,在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地方政府继续维护牙行的垄断利益,屈从于行规、业规等民间习惯法,维护旧式行会的权威性。这些矛盾做法,构成晚清时期经济管理活动中新旧共存的过渡特色,导致了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落差。

阮元与《兰亭序》

阮元是书法史上真正意义上否定《兰亭序》的第一人，阮元否定《兰亭序》的思想渊源及动机，是以否定《兰亭序》来动摇二王在书法史上的权威地位，为在二王之外另辟新境寻找理论支撑。他的兰亭观始终与南北分派及碑学思想交织在一起，成为他书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阮元否定《兰亭序》的论据虽然不足，但却为清代碑学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乾隆特磬、编磬与中和韶乐

以美国芝加哥等地收藏的乾隆二十六年特磬和二十九年编磬,与国内的一些藏品加以比较,并结合文献记载予以分析,可知在乾隆二十六年,中和韶乐增用特磬和镈钟。清代有特磬和编磬两种磬制。特磬与镈钟对应,以大小来设计音高,二者都是随月用律,其意义重在礼仪;编磬与编钟对应,以厚薄来设计音高,并按十二律编排,可以旋宫转调。

拘守与变通:清代碑志义例的抉择

清代碑志义例进入了一个摧陷廓清时期,其中夫妇合葬之墓题、称谓的"连身数"与"离身数"是当时聚讼纷纭的两大问题。清人本着"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的原则确定碑志义例,并以求真品格对当时创作中不合义例之处或延续前人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碑志义例是注重文例的典范,其探讨风气甚至波及其他文体。

对清代碑帖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20年来,我国学界对清代碑帖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帖学研究、清代碑学研究、清代碑学与帖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这表现为研究的内容、方法、视角及研究人员等方面。随着以上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清代碑帖学研究将会迈向更高层次。

青藏铁路客城区段风沙流特点及沙害防治措施的研究

青藏线哈（尔盖）－格（尔木）段位于青藏高原，横穿柴达木沙漠，集沙漠特征与高原气候于一体。不少地段曾因沙害造成行车中断和机车掉道等事故，其中以客城最为突出．在以往相关研究的文献中，确定主风向是以风的频率为主．但在以防止沙子上道为主要目标的铁路防沙中，本文提出的以输沙量为依据所确定的主风向，能为防沙措施提供更为合理的依据．在该段铁路防沙中，采用了竹片栅栏与碎石方格相结合的阻、固措施，其中碎石方格系在铁路防沙中首次使用．经过观测，证实阻沙措施降低了风速；固沙措施增加了地面的粗糙度，大大减少了输沙量，为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该地采用碎石方格固沙既有使用寿命长，又有取材方便的优点．自防沙工程竣工以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同时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确保了该段行车安全．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清代福建进士籍贯误刊例析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清代福建进士中存在一定的误刊,其种类主要有误他省进士为福建进士、误福建进士为他省进士、误为省内他县进士、进士籍贯地名字误、进士籍贯刊载失范以及进士人名漏载等六种。

明清时期盂县民间画工研究

明清时期盂县境内的民间画工人数较多,在这些画工中存在一个聂姓画工群和栗姓画工群。画工的绘画活动主要分布在以盂县县城为中心和以西潘乡为中心的两个区域内,作画者除了本县画工外,还有外来画工。画工的绘画题材包括佛教、道教、传统神话和地方信仰等诸方面。

桂林元明石刻书法综述

从整个桂林石刻发展史来看,桂林元代石刻书法存世量少,呈衰落的趋势。主要包括题记、题诗、题名。书体以楷书为主,从中可窥见赵孟頫的秀美之风。明代桂林石刻开始复兴,既有受台阁体影响的皇室碑刻、墓志,也有取法二王、黄庭坚、赵孟頫等人的行草书风,尤其是仕桂官员整体呈现出开阔豪迈的行草书风,较前代完全不同,是明代桂林石刻较典型的特点。此外,明代宦官石刻在桂林的留存也反映出明代宦官的身份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现存明代桂林石刻可主要分为四类:靖江王摩崖和靖江王陵碑刻、墓志;官员题诗、题名、题榜、题记石刻;记录战事碑、修建城宅碑、墓志、造像记;宦官石刻。

清初泰山石刻学述略

泰山石刻研究历经元明沉寂之后,于清初勃然振兴。学者之中,尤以顾炎武用功最深、成就最大。顾氏通过他一系列的新发现、新收获,将岱刻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层次;而他倡导的"书石互证"的研究方法,更具有学术典范意义。在其影响下,朱彝尊、叶奕苞、李光日英等人亦多致力于岱刻研讨,论著丛出,各擅胜场。遂开启此后二百年中泰山石刻研究的繁盛之局。

明清石刻俗字考释十题

自宋代开碑刻文献著录和研究以来,涉及明清石刻异体字、碑别字的成果很少。与丰富的字形材料相比,明清碑志异俗字不论材料收录还是本体研究都显得严重不足,远未发挥其潜在研究价值。明清石刻俗别字既有传承,又有新变化,特别是出现许多新见字形,于石刻异体字及汉字史研究价值突出,因此其研究现状亟待改变。考释明清石刻俗字旨在显现这批材料的实际价值,从而促进相关研究深入推进,同时也为碑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提供帮助,为石刻俗讹字释读考辨和汉语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

只言片语的记载与丰富多彩的戏曲——桂林碑刻所见的清代演戏活动

石刻是文献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桂林碑刻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桂林各种戏曲演出活动的状况,多是通过碑刻中一些只言片语来勾勒其貌:一是凑份集资"醮戏"演出;二是酬神祭祀表演傩戏;三是墟日贸易村民聚戏。这些记录提供了清代桂林戏曲演出活动的珍贵资料,对广西乃至我国戏曲发展的研究具有普遍价值。

清代金石题跋中的儒学与书法观念

清代金石题跋中的书法史料对于书法史论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儒学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清人题跋无疑有着浓厚的儒学色彩。忠孝节义为清人金石题跋所关注的内容。儒者之书,以儒学比况书学、人书关系为清代金石题跋将儒学观点用于书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