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思考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的壁画,以前考证为法华经变,近年日本学者下野玲子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比对这幅壁画,推翻了以前的法华经变的结论。但下野的考证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在检讨了诸多问题之后,认为这铺壁画既不是法华经变,也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壁画的主题仍须进一步探讨。

四川大邑药师岩新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相关问题讨论

通过与经文及敦煌相关图像的对比,确认大邑药师岩K7-2左侧的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其年代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该铺经变是从敦煌传入蜀地后,为便于组合与雕刻而产生出的一种新的形式。该经变流传较少,与功能相同、供养简便的尊胜幢的大量流行有关。川渝地区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石窟中有较多尊胜信仰的遗存,这些遗存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地狱救赎,与其他题材的造像组合出现,构成了现世、死后及来生不同阶段不同信仰需求的有机整体。而与同样担负地狱救赎的地藏信仰相关遗存的共同出现,显示出民众生前、死后均需地狱救赎,以达到地狱救赎"双重保障"的目的。

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

有学者提出莫高窟经变中的经架只出现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而且是判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定标志,从而认为第449窟东壁门北有经架画面的《报父母恩重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本文对第449窟东壁门北是否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行了辨析,并说明经变中的经架并非判别《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唯一标志。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经变新解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南壁一直被认为是《法华经变》的图像进行重新辨认,找出其佛经依据,并提出整个南壁内容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新解释。

从写经题记看敦煌地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

敦煌写经题记作为记载写经者身份、写经时间、写经目的等内容的重要材料,其对分析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各阶层民众生活及信仰心态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相关写经文献题记的整理与分析,可发现唐宋时期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敦煌地区广泛流行,敦煌民众不仅抄写相关佛经,还举行相关仪轨活动。从敦煌写经题记所记录的情况来看,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具有信仰群体的广泛性、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以及与佛教其他信仰的交融性等特点。

唐东都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研究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53岁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届满后，被皇帝召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宦海沉浮多年的他，开始了“吏隐”生活，“老爱东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尘”，并于同年秋在洛阳购买了宅院。宅院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是“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白居易又短期外任。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及相关问题研究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为五代至北宋时期比丘尼正仪所造。石经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根本真言、文殊菩萨五字真言等三种佛教咒语。其独特之处在于经文雕刻于石板的正面和顶面,而且"安于江中"。本文认为"破地狱"和"疾证菩提"思想在川渝地区的传播是这三种真言被糅合在同一石经上的信仰依据。

试论洛阳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的咒语版本

1992—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唐代东都洛阳履道坊发掘了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刻铭残石多件,其中刻'大和九年''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字样的两块较大石块,系同一六面体经幢的残块。该经幢是唐代流行的陀罗尼经幢。所刻经文应包括两部,前部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后部为《大悲心陀罗尼经》,均为咒语。本文拟就该幢所刻两部咒语的版本进行探讨。根据陀罗尼经咒语的文字、注音和句读,可推断白居易宅院的陀罗尼经采用的是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该勘定本是以地诃婆罗的《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为底本的。唐代伽梵达摩翻译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全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通行本八十四句,而白居易宅院的《大悲心陀罗尼经》采用的是七十八句的咒本,是比较早的版本。

金刚界曼荼罗与新的八大灵塔信仰的融合:朝阳北塔塔身浮雕研究

本文分析了朝阳北塔浮雕的图像内涵和造型特征,并考察了其历史背景和影响。辽重熙十一至十三年,在该塔外面新制作了金刚界四方佛、八大灵塔和供养菩萨等浮雕。作者通过对这些图像题材和造型的分析,认为该塔浮雕组合表现了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金刚界曼荼罗,融合了新的八大灵塔信仰。其中,金刚界四方佛的五佛冠体现了辽代独有的造型特征和宗教意义,而八大灵塔基于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结合而盛行的辽代独有信仰,其塔名来自《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另外,该塔供养菩萨像反映了金刚界密宗的原则和信仰。通过供养菩萨手持之莲花枝柄香炉,可知这种器型由辽传播至高丽的历史事实。最后,作者分析了辽宁朝阳地区的宗教发展历史和朝阳北塔对其他辽塔的影响,认为朝阳北塔浮雕当为辽代金刚界密宗复兴的开端,对八大灵塔信仰在辽境内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

海宁安国寺唐咸通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形态及价值

安国寺唐咸通年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造像为经幢上首度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顺时针绕幢展开富有连续情节表现(含经序)的连环画式、附榜题的经变造像,将观瞻变相与绕幢礼拜(受持本陀罗尼的法门)融为一体,是佛教经变艺术形式迎合大众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与唐宋同题材经变的比较,考察安国寺唐咸通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造像在布局与内容表现上的特殊形态,指出这种形态一方面因经幢造像的特殊性所致,一方面反映了江南晚唐流行的是此前未见的一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样式。安国寺经幢对后世经幢造像产生了影响。

杭州梵天寺吴越国双经幢短柱造像考

杭州梵天寺经幢为国内现存第二高经幢,幢体镌有丰富的佛教造像,本文叙录经幢短柱造像,分析经幢造像的题材、特点及其渊源,考证一级短柱造像的经典依据为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与经文的第三部分(依教奉行分),展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图像的嬗变与吴越国经幢造像的特点,表明江南地区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创作时间延续至五代宋初。

湖州龙兴寺中和四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湖州龙兴寺唐代中和四年经幢现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供养人题记。依据旧藏拓片、《新修大正大藏经》、经幢实物,对幢身、幢盖的铭文、题记进行释读和分析,并梳理其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从湖州辗转来到杭州的流传经历。

长沙东牌楼出土“佛顶尊胜灵验陀罗尼幢”及其相关问题浅析

2011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市区九龙仓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工地内进行考古的工作中,发掘了一座平面呈方形塔基地宫(H29),其中出土了一件石质经幢,幢名'佛顶尊胜灵验陀罗尼幢'。该经幢结构保存完整,制作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根据该经幢的形制结构对比以及经文内容,初步判断其时代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为研究长沙地区唐代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