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宋元时期部分医学著作析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颇具代表性的工具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辑录了宋元时期涌现的医学著作,指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大都附注参考资料出处。但笔者发现该工具书中关于部分著作的评述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相符,遂查找原始医学著作及其不同版本,还有相关二手研究文献,辨析考订其在医书内容、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等方面出现的疑误之处,包括文字形近而误、音同而讹等。建议编撰时应细致翻检医学古籍的不同版本,关注相关内容在行文上存在的文字异同,另一方面,对于著作的成书年代,也应尽力参考各学科专家的学术观点。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论宋元话本中的“茶坊”公共空间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繁荣,茶坊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餐饮娱乐消费场所与文化信息传播空间,这与哈贝马斯基于中世纪欧洲背景提出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人员构成、民俗特征、批判高度方面存在差异。茶坊作为一种凸显市民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大范围进入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宋元市井生活的“文学映像”,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场景呈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

元明清时期我国书籍的版权保护

自唐代之后,我国封建政府一直实行历法官府专有出版的政策。元明清时期的书籍版权保护继承宋代,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没有超越宋代。元明清时期盗版活动猖獗,在明代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在书坊主和盗版者之间自发的矛盾斗争中,作者的版权权益几乎被忽视。我国古代的版权保护,大都是对出版权(属于版权邻接权范畴)的保护。无论是从政治环境,还是从人文传统上来说,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都缺乏全国性版权成文法产生的条件。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艳异编》与《太平广记》关系探讨

关于《艳异编》与《太平广记》之间的关系,在小说学构建之初就由孙楷第先生下了断语,之后此观点成为权威,为学界相袭沿用。然而针对《艳异编》所编选全部篇目逐一查找来源,可以得出"并非十分之七"的结论。其中,以"王敬伯"篇为例,查找故事源流,得知《艳异编》中此篇看似与《太平广记》相关,实际上并非编选自《太平广记》。

《简帖和尚》成文于金代考

话本小说《简帖和尚》产生时代,有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持宋代说、元代说者较多。但从小说内容、流传过程来看,它的产生年代应为金代。

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雕版印刷在宋元时期发展达到顶峰。该文从不同农书种类,选取重点,阐述了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论述了对当前农业科技知识传播的启示。

海源阁藏书楼形成因素探析

藏书达二十多万卷的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对我国历史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京杭运河兴盛的润育、杨家几代人执着的藏书嗜好、收藏过程中的历史机遇和对藏书的精心管护等几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海源阁藏书形成的多种因素,揭示了杨氏几代人搜集、保管、整理藏书的心态和辛苦,展示了海源阁藏书由于社会动乱而聚而散的史实。

读《宋元检验三录》

《宋元检验三录》乃是清嘉庆年间吴鼒据顾广圻所藏宋人宋慈《洗冤集录》(通称《洗冤录》)、宋元间人赵逸斋《平冤录》和元人王与《无冤录》所刻印之书,是中国法医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就中《洗冤录》且已被译成英、法、德、荷兰等国文字,为举世所推重。而《平冤录》更属难得之本,《四库全书》未收。《三录》所收传世甚鲜,亦属罕见之本。约在有清初年,不知谁何,辑为《无冤录》一种,有浙江巡抚采进本,经《四库全书》入存目,其后沈家本收得此本朝鲜传钞本,据以收入《枕碧楼丛书》,是为沈本。按此本分上、下二卷,本文作者以所获《宋元检验三录》中《平冤录》、《无冤录》核之,发现沈本上卷即《三录》本《无冤录》全文,下卷原系《三录》之《平冤录》全文,乃与《无冤录》无干。《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及沈家本只因未及见《平冤录》,并为所误。又《洗冤录》虽为宋人宋慈所作,但今本所附《圣朝颁降新例》系元人增补元朝有关典籍,有史料价值,因与《无冤录》(间及《平冤录》)互校对勘,并证以《元典章》、《通制条格》、《大元检尸记》(从黄时鉴教授自《永乐大典》辑出订名)、《元史》所见相关文字。以广异闻云。

关于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

宋元刊平话中广泛存在着阴文这一特殊现象，而在明代刊印的章回与话本小说中阴文已消失。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主要起醒目的提示作用，但是这种提示是针对说话人的，而非如明以后章回小说的回目等是面对读者的，因此可以从阴文在平话中的存在得出宋元刊平话是未经文人整理的说话底本的结论。阴文作为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历史中早期的一个现象，可以作为元刊小说的重要鉴定依据。

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宋世社会存在着一个伎艺讲史—经筵讲史的关系框架,它所蕴含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不只存在于从经筵讲史到伎艺讲史之间,还存在于宋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伎艺讲史、通俗历史读物即是这一脉线分处于口头领域、书面领域的两种表现形式。'讲史话本'的出现,正是在承续宋代经筵制度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的基础上,激励于通俗历史著述的繁盛,以及元代书面编写领域白话著述观念和能力的变革,从而编成了这种包含着书录或模拟讲史伎艺体制因素和故事内容的通俗历史读物。在这个过程中,讲史伎艺的表述方式(包括程式格套)能够落实于当时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中,并非基于讲史伎艺繁盛和讲史艺人需求的激发所推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的结果。

温州明清族谱宋元史料考

通过对温州永嘉地区《抱川蒋氏宗谱》《包山陈氏族谱》《锦园瞿氏宗谱》《枫林徐氏宗谱》《苍坡方巷李氏阖族宗谱》五种明清族谱的考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族谱均有作伪的痕迹,但程度各有区别,作伪的重点一般是塑造家族的仕宦或文化传统;明代族谱中保留着较多家族经济活动的内容,并不着意塑造家族的仕宦形象,这些记载都有较高的价值,但在清代重修的过程中一般都会被删毁;具有延续性而且信息完整的雁行小传则比较可靠;雁行小传中有关宋元时期祖先的重要事迹或者仕宦、科举等经历,一般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互证的材料,通过考订不难确定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从而为深入研究宋元家族史和江南社会史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的特征——从六朝志怪到宋元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大系统,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记叙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粗具文言小说的规模。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是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而宋元话本以其通俗化、口语化、市井化及说话人的风格等特点不同于文言小说,成为白话小说的定型文本。

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

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茶坊酒肆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文化传播场所,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各种说唱文学形式借助于这一空间得以发展繁荣。它不仅为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展演空间与观众群,是说唱艺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还是作为文本的说唱文学题材的发源地与传播空间。宋元小说话本通过对不同空间(都市与乡村)茶坊酒肆的描绘,以及对发生于其间的种种故事和生活习俗的记述,把宋元时代的茶坊酒肆塑造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象,保留了相关的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坊酒肆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是小说话本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茶坊酒肆作为公共民俗文化空间的性质,也使小说叙事更加富于真实感。

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具有热烈、专注、懵懂与肤浅的特点,这是由"说话"的表演方式、市民的需要及其话本小说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