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到2.0: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政策变化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落幕。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的八年间,国际安全环境、中美关系、美国政经态势以及特朗普个人状态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并进入历史转折点;中美关系因美方对华战略竞争而陷入历史低谷;美国自身政治与社会持续撕裂且经济状况存在隐忧;美国国内期待“特朗普2.0”明确回应国内诉求;特朗普个人则在偏好商人思维的同时也凸显强势与遗产导向。比较而言,“特朗普2.0”的对华安全战略将突出延续性,将延续拜登政府的相关政策,体现为延续对华战略竞争、推进“拜登+特朗普”复合议程并继续将经贸议题置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位。在延续战略之下,“特朗普2.0”的对华政策也有可能呈现出一些变化,表现为对外事务聚焦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而非中国、经贸作为个人偏好成为主线后的不可控性、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对其经贸政策制造的更大压力以及陷入历史低谷的中美关系面对新“特朗普冲击”的自限性。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的美国涉华金融制裁演变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逐步升级涉华金融制裁,特别是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期间,制裁手段日趋复杂。在美国“国会立法与总统行政令—政府部门规章—制裁清单与具体制裁对象”的三维制裁体系结构下,中国虽暂未遭遇美国大规模直接制裁,但针对其他国家的制裁间接波及大量中国主体,使其在非中国议题的制裁名单中的比例急剧上升。美国涉华金融制裁力度日趋升级,成为其应对地缘政治变动、遏制中国崛起和削弱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中国应通过构建动态预警机制、健全法律应对体系及加强国际合作,采取全面且更具前瞻性的应对措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全球影响力。

China's Competitive Shipbuilding Industry

Since the 1980s when China’s shipbuilding industry 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Dalian Shipbuilding Yard with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has built 27 ships totalling 1.13 million tons for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Dalian yard has mastered 428 regulations of 19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ain, the USA, Norway, Japan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与战略稳定

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不仅关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国际战略稳定。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两大关键行为体,在该领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上存在差异。美国依赖技术优势推行单边主导型治理,将人工智能界定为战略竞争的前沿领域,坚持绝对安全理念,试图将监管体系按照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生态延展并聚焦于数据资源,尝试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非对称单向度的数据流动秩序。中国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朝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朝着普惠、包容、弹性、灵活的方向发展。中国也非常关切支撑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发展所必需的数据资源,努力构建并持续完善以有序流动、分级分类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数据治理架构,强调均衡考量各方利益,统筹安全与发展,以此作为推进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思路。展望未来,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各国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从“脱钩”到“去风险”:美国对华经贸科技政策的变迁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延续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在经贸和科技政策议题上,美国从强调“脱钩”转向重视“去风险”。美国认为,经贸与科技政策隐含的安全风险日益显性化:经济全球化催生的过长供应链容易受到地缘形势和突发事件的冲击;全球化造就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而产生脆弱性风险;军民两用技术随着全球化扩散有可能损害美国安全利益。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将这三种风险与中国紧密挂钩,对华推行“去风险”政策,强调投资自身以提高美国的工业和创新能力、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以提升其韧性、加强对先进技术转移的管制与限制。美国对华“去风险”政策仍在探索和调适的进程中,其“去风险”政策与“脱钩”有所不同,旨在消除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所带来的风险的同时保留双方有益的合作,但同“脱钩”一样难掩其霸权焦虑的本质。未来,美国的“风险”认知和应对策略仍将不断调整和发展,这也意味着中美战略博弈的过程将是长期和复杂的。

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基于聚类分析法

[研究目的]用历史长焦距审视中美关系合作、竞争、对抗多重面相交织背景下,美国对华安全战略调整的表象、动因及基本规律。[研究方法]以存在论的现象学作为方法论的基础,基于框架性分析对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开展历史和现实分析,运用语义网络探究战略的“视域性框架”,创建聚类谱系图还原战略的“议题性框架”,进而总结战略演进的“认知性框架”。[研究结论]根据对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可能存在的框架类型的构建,可以探知未来美国对华安全战略议题趋向多元化,在“战略竞争”的导向下,脱钩、冲突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国际地缘大变局下的越欧班列规划与中越铁路对接

越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外贸驱动。随着外贸总量的不断扩大,原有以海路为主的外贸线路不仅日益难以满足对外货运的需求,而且潜藏着安全上的风险,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则进一步暴露了越南海运能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越南提出了越欧班列规划,试图通过中越铁路对接或者通过中南半岛东西交通走廊经印度和中东西亚打通连接越南—欧洲的外贸新通道,改变过度依赖海路运输的不利局面,实现外贸路线的多元化和均衡化,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随着俄乌冲突、中东乱局和红海危机等一系列地缘变局的发生,经中南半岛和印度洋的方案最终搁浅,而通过中越铁路对接,在中欧班列的基础上建设越欧班列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中越两国铁路对接意味着中南半岛南北铁路交通线与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完全联网,并进一步将中国、中南半岛、中亚、中东、南亚和欧洲连为一体,不仅将为中越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更将为中国周边和中南半岛地区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助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中间地带与美国对华战略博弈

基于争夺国际中间地带的地缘战略传统,美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域。自中国提出并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政府的反应策略可以划分为战略意图警惕、少边主义阻断和多边制度竞争三个阶段。美国对华竞争策略的演变逻辑集中表现为愈发强调争夺中间地带国家的重要性,以谋取第三方支持作为其“竞赢”中国的战略工具。美国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战略评估,以及美国国内外对华共识凝聚力的上升,为其对华竞争手段赋予了承诺扩大化、议题安全化和策略明晰化的特质。美方的举措破坏了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现有框架,也在美国社会层面扰乱了舆论生态和决策环境,加剧了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不可控风险。跟踪分析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间地带展开的竞争举措,不仅能够理解中美关系的演变轨迹与发展趋势,也要求中国通过战略研判、意图传递与制度对接等路径予以应对。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对华战略竞争下的美国国会涉台立法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以日益激进的姿态干涉台湾问题,在提案总数、修正案与法案以及专项对台法案数量、提案议题、立法进度、成法数量等涉台立法方面,呈现出一系列历史罕见的重大变化。分析美国会涉台立法提案发起的时间、议题和内容,可见其持续以立法手段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诱因是对华战略竞争,而新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升级,则是促使美国会发起数量更多、危害性更大的涉台提案的“双引擎”。当前美国会空前负面的角色,不仅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加剧中美在台海对抗态势,而且危及地区和平稳定、冲击全球治理发展与国际秩序走向。为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应从学理与政策层面加强对美国会涉台立法研究,思考应对之策。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中的智库角色——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研究目的]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美国主流智库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分析和研判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大致走向。[研究方法]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使用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法,深入剖析美国六家主流智库在对华科技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论]美国智库以话语或观念与美国决策者进行“协作性对话”、与美国公众进行“沟通性对话”,分别致力于影响和形塑美国决策者对华科技政策和公众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推动了美国国内对华科技政策的演变,进而牵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从敌人到战略伙伴:越美关系发展的原因与限度

2023年9月,越南与美国领导人在河内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美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为何越南与美国能从曾经的生死敌手演变为如今的战略伙伴?在越美关系的演变历程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越美两国对解决越战遗留问题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消解双方对彼此负面的历史记忆,为两国关系改善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大国关系变化也催化了越美关系发展。冷战后期越南跟随苏联主动改善与美国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开展初步合作。自2009年起,随着美国发起对华竞争并拉拢越南,越美关系进入战略合作阶段。最后,越南对美国的发展需求、安全需求与美国对越南的经济战略需求和安全战略需求相交织,共同推动了越美合作水平的不断提升。然而,越美战略合作进一步发展仍存在制约因素,包括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美国可靠性不足及越南避免“选边站队”的政策倾向。对此,中国在大国竞争的变局下应未雨绸缪,通过理性审慎的对越政策,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妥善处理好中越关系。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受到中美大国间战略竞争的影响,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及美国的同盟国,其对华政策一贯受制于美国对华关系与政策、日美同盟及中美关系互动等因素。自岸田政府执政以来,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引下,日本对中国总体战略上采取竞争、防范、牵制,对华政策呈现新的战略导向: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者”;实行政治“实践”与“承诺”相割裂的模式;推动低位政治高位化;插手中国内政等。岸田政府对华政策背后存在经济、地区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的利益认知,使其在“选边站”的天平上呈现彻底偏向美国的趋势。岸田政府对华政策将加深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裂痕,加大地区军备竞赛风险,不仅削弱了中日之间的安全互信,还恶化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整体发展环境,对中国的战略应对提出了重大考验。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亚太区域合作变局与走向

美国印太区域战略的核心是对华围堵。美国通过区域“经济议题安全化”与“安全议题扩散化”策略,驱动区域国家增加对华“离心力”与对美“粘合力”,提高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成本。因而,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下的亚太区域合作呈现出区域合作议题安全化、复合化和嵌套化,经济协作和安全泛化架构上的二元割裂愈加凸显,域内集体身份认知分散割裂加剧,区域合作议程从“软规范”转向“硬约束”等新特征。随着美国印太区域战略加速布局,东盟的区域中心地位将受到冲击,日本更可能成为美国亚太区域政策的“积极策应者”。中国须在反对区域割裂、夯实区域经贸联系、妥善应对小多边机制等方面有所作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研究:发展演变与未来趋势

域外各国对当代南海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达成前的早期阶段、DOC达成至“南海仲裁案”之间的阶段和中美竞争加剧后的新发展时期这3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域外大国学界和智库虽然也对南海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其立场和态度总体上是对中国有利的。第二阶段后期特别是中美竞争加剧后,其研究成果体现的对待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逐渐多元化,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化,研究领域逐渐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展。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中对中国不利的结论和声音逐渐增多,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和南海维权斗争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上述变化受到各国研究人员代际更替、国际海洋法新发展和国际格局变迁的多重影响,但根本原因则是国际格局变迁及相关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自我选择。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工具性作用,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域外各国在南海问题各领域研究取向的变化,坚决反对歪曲或有选择地援引国际法来“抹黑”中国的行为;同时又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努力加强和深化对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历史等不同学科交叉互融的研究,提高阐释运用国际法的能力,援引恰当的条款来维护中国的正当海洋权益。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国会角色

随着美国将对华接触战略调整为战略竞争,国会成为塑造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主要动力。立法是国会议员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可以塑造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方式,即通过提出立法动议实现国内在涉华议题上的政治动员。国会还可通过定期审查某项政策,要求行政部门提交报告,或者创设新的机构塑造对华政策。近年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频繁提出涉华立法动议,主题涵盖涉台、涉疆、涉港、涉藏等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敏感议题,以及经贸与科技议题。美国国会已成为强化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推动中美经贸、科技乃至人文与教育交流“脱钩”的新动力。

美国国务院“中国屋”的活动及影响评析

美国国务院“中国屋”自2022年底成立以来,从成立前面临质疑和压制,到成立后遭遇限制和竞争,经历了诸多波折和挑战。随着国务院对“现代化议程”的推进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投资、协同、竞争”三大支柱的逐渐形成,国务院既要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又要加强管控与中国的竞争以维持双边关系和全球局势的基本稳定,“中国屋”简化和协调对华政策制定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中国屋”着力推进三个不同层级的协调:机构内部的协调、跨部门的协调和与美国盟伴在国家层面的协调。在具体行动落实上,“中国屋”一方面系统性地统筹了美方对中方的制裁和施压举措,另一方面也推动适当缓和了中美关系,避免了进一步的恶化与冲突。前者包括背景调查、情报搜集、法律后果研究、行政文本支持等;后者则包括在必要时叫停制裁,促进各层级官员的交流互访、探寻双赢议题并进行合作等。“中国屋”最新的工作动向包括大力扩充其遍布全球的“地区中国官员”队伍,搜集和分析中国在相关国家和地区活动的信息,采取行动制衡中国的影响力,并引进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前沿科技支持其工作。未来“中国屋”可能会在美对华信息搜集和分析、政策倡导与制定上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灵活追随:东南亚国家战略文化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着灵活追随的战略文化。这一战略文化包含以下三个关于武力使用的基本假设:第一,东南亚国家不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国家间战争应予避免;第二,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于国家内部,是非军事的;第三,军事力量在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方面的效用有限。在操作层面,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偏好体现出灵活追随的特点,获取大国援助和实现战略自主是两个同时被渴求但又相互矛盾的目标,保持灵活性则是东南亚战略精英调和这一矛盾的主要手段。灵活追随的战略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在这些国家的战略行为中得到不断建构。这一战略文化进而影响了东南亚国家对于地区秩序的偏好,东南亚国家更易于接受多元、动态的霸权秩序。在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大国的灵活追随也将导致东盟中心地位的下降。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内部凝聚力

在地区权力加速转移的背景下,东南亚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地缘方向。东盟的内部凝聚力是指东盟各国能否就某一议题达成政策共识,并形成东盟层面一致决策的组织向心力。文章认为,中美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将严重削弱东盟的内部凝聚力,中美竞争烈度的不断攀升可能导致东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中美竞争作用于东盟共识的过程包含以下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中美竞争烈度的上升及两国对东盟不断加注的行为使东盟面临“选边站”的压力,东盟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其次,由于国家实力、联盟关系、领土冲突及历史记忆对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不同作用,东盟内部在“选边站”的立场上出现严重分歧。最后,以“东盟方式”为核心的东盟决策机制无法有效弥合东盟内部的分歧,东盟在中美博弈的重要议题上陷入决策困境。东盟国家在应对南海争端、“印太战略”上的政策分歧表明,中美逐渐凸显不兼容性的竞争正在激起东盟国家内部的立场差异。未来以地区制度为中心的大国竞争可能对东盟的区域影响力造成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