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分化

美国推出“印太战略”拉开了中美“复合竞争”的序幕。随着大国竞争烈度的增强,国际秩序分裂和集团化倾向的加剧,科技和供应链能力之争的凸显,印太域内的“中等强国”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上亦出现了分化。究其原因,首先,国内层面的官民认知偏好和身份认同两个因素决定了“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偏好;其次,国际体系层面的供应链依赖结构以及是否具有对冲大国压力的制度缓冲影响着选择偏好的极化程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政策印证了“中等强国”战略选择背后的逻辑。因此,中国应通过在印太“中等强国”国内营造对华友善的认知,推动“亚洲认同”在区域内的扩散,提供更多元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地区秩序,努力促使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中立甚至倾向中国,构建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

东盟一体化背景下日本对湄公河国家援助:动因、路径与评估

不论是出于助力东南亚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性区域合作构想,还是基于与一体化水平更高的东盟合作实现经济与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自身需求,日本对湄公河国家的援助都与东盟一体化进程呈现某种程度的相关趋向。这种相关性随着地区内外环境的变化发生适度调整,从而使援助的规模和形式呈现因时因势的起伏。总体看,东盟共同体背景下对湄公河地区的援助对于弥合地区发展差距、促进经济一体化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日本也得到了经济回报和政治外交收益。但援助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外交理念相捆绑,并成为“印太”战略推进工具,将对东亚地区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印度斯坦时报》对华舆论战:以“印太”语境下的策略性叙事为例

[研究目的]当前,在中印边境争端凸显、印度将中国塑造为假想敌、借加入“印太”战略提升竞争筹码的背景下,印度主流媒体对华舆论攻势愈演愈烈,研究“印太”语境下的策略性叙事对中国夺取舆论战主动权意义重大。[研究方法]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语义网络的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考察《印度斯坦时报》对华舆论战的阶段性叙事框架和策略性文本重构。[研究结论]研究发现,印媒利用策略性叙事进行的舆论战兼具政策叙事、体系叙事和身份叙事的框架特征,善用利益捆绑、情感操纵、科学伪装的叙事文本。中国对印舆论交锋应着力拓展叙事对象、提升叙事技巧、设置叙事议程,夺取舆论传播的制度性话语权。

岸田政府“印太新计划”的内容、动因与前景

2023年4月,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印太未来》演讲后,日本政府正式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响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强化日本的“印太构想”,强调通过“平等对话”和“平等伙伴关系”来增强合作,并提出新四大支柱:和平与繁荣规则、以“印太”方式应对挑战、多层次互联互通、海空安全保障和安全使用举措。该计划反映了日本外交受区域政治经济变化、日美同盟加深及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未来同样面临国际局势动荡、国内形势低迷和区域国家不支持等多重挑战。但新计划的持续推进将对中国发展和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从敌人到战略伙伴:越美关系发展的原因与限度

2023年9月,越南与美国领导人在河内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美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为何越南与美国能从曾经的生死敌手演变为如今的战略伙伴?在越美关系的演变历程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越美两国对解决越战遗留问题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消解双方对彼此负面的历史记忆,为两国关系改善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大国关系变化也催化了越美关系发展。冷战后期越南跟随苏联主动改善与美国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开展初步合作。自2009年起,随着美国发起对华竞争并拉拢越南,越美关系进入战略合作阶段。最后,越南对美国的发展需求、安全需求与美国对越南的经济战略需求和安全战略需求相交织,共同推动了越美合作水平的不断提升。然而,越美战略合作进一步发展仍存在制约因素,包括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美国可靠性不足及越南避免“选边站队”的政策倾向。对此,中国在大国竞争的变局下应未雨绸缪,通过理性审慎的对越政策,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妥善处理好中越关系。

欧盟的“印太”观及其区域战略

欧盟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发生了从消极观望到积极接受的显著转变,其独特的“印太”观源于对“印太”地区的利益认知以及中美全面竞争等多方面的刺激作用。欧盟“印太”观以“战略自主”为核心原则,以包容性多边合作网络为战略愿景,将美国、东盟、中国等行为体视为最重要的互动对象。在实践中,欧盟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着重补强在安全防务上的短板,积极建构区域安全叙事,提升其“第三条道路”的效力和可信度,试图平衡中美竞争的影响。虽然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逐渐向“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偏移,但中国需要辨别欧盟与美国等行为体在“印太战略”上的差异,充分利用欧美对华立场差异,寻求中欧共同利益,扩大双方合作空间,扩展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空间。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内部凝聚力

在地区权力加速转移的背景下,东南亚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地缘方向。东盟的内部凝聚力是指东盟各国能否就某一议题达成政策共识,并形成东盟层面一致决策的组织向心力。文章认为,中美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将严重削弱东盟的内部凝聚力,中美竞争烈度的不断攀升可能导致东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中美竞争作用于东盟共识的过程包含以下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中美竞争烈度的上升及两国对东盟不断加注的行为使东盟面临“选边站”的压力,东盟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其次,由于国家实力、联盟关系、领土冲突及历史记忆对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不同作用,东盟内部在“选边站”的立场上出现严重分歧。最后,以“东盟方式”为核心的东盟决策机制无法有效弥合东盟内部的分歧,东盟在中美博弈的重要议题上陷入决策困境。东盟国家在应对南海争端、“印太战略”上的政策分歧表明,中美逐渐凸显不兼容性的竞争正在激起东盟国家内部的立场差异。未来以地区制度为中心的大国竞争可能对东盟的区域影响力造成一定影响。

澳日印美“印太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概念到战略实践的演进

“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再度兴起并进入澳日印美等国的战略实践,经历了多年的酝酿和发展。澳日印美将“印太地区”视为统一的地缘政治单元,反映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四国就“印太”概念及“印太战略”进行沟通,形成了基本共识——塑造“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在实施“印太战略”、塑造“印太愿景”过程中,四国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对于四国推行“印太战略”和塑造“印太秩序”的努力,中国需要谨慎看待其中所蕴含的针对中国的意图。

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以数字经济场域为聚焦

数字经济正在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本、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及其治理规则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关切和战略要旨。美国希望东南亚地区的新兴数字经济体能够接受并遵守“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和标准,最终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进程的双重目标。因此,需要将印太经济框架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置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场域中进行系统性考察。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强化经济联系、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能够尊重、承认并支持东盟在区域制度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和推进可能加剧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的无序竞争、压缩东盟战略对冲空间、动摇东盟的中心地位。

“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意蕴与中国对策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为弥补“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而制定的非传统型经贸协定,在议题设置上聚焦新兴经济领域,旨在保障美国在关键领域竞争中的主导权,实现对华开展地缘经济遏制以重返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目标。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效能还有待观察,但由于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蕴极其明显,可能对中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中国在亚太地区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企业的正当经济活动和话语权产生影响。有鉴于此,中国应以开放促改革,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推动亚太地区国家间经济合作,通过强化规则建构能力以提升话语权,更好地应对“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战略”视角下欧盟与印度关系的新发展

在欧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欧印关系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动向:欧盟将印度视为重要支点国家,欧印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再定位”;安全合作实现重大突破,合作的领域和平台大为拓宽;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强数字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构建可持续的现代化伙伴关系。欧印强化战略互动主要受以下因素驱动:印太和欧洲地缘政治变化推动欧盟将印度作为其重要战略支点;强化与欧盟的战略互动是印度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重塑全球供应链是欧盟与印度战略互动的重要驱动力;双方在“规则塑造”与“多边主义”价值观理念上愈加契合。欧印未来战略关系发展的潜力与阻力并存:在互联互通领域合作的趋势将持续加强,安全防务合作短期难以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贸合作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面临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不确定因素以及欧印在人权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欲将欧盟与印度纳入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框架中,长期来看,欧印战略互动将在安全和供应链方面带给中国较大压力。中国可以利用当前的窗口期在对欧与对印外交战略中争取一些回旋的余地,尽最大可能降低欧印战略互动针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印太战略视角下的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权力、规则与秩序

拜登政府从中美战略竞争和印太战略布局出发,审视美国南海政策,将南海视为印太战略下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场域。拜登政府着手从权力、规则和秩序三重维度,推进南海政策。通过提升美国在南海周边的军事存在,维护和书写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海洋规则,塑造所谓“基于规则”的地区海洋秩序,维护美国海洋霸权,改变中国的战略环境。

加拿大贾斯汀·特鲁多政府“印太战略”评析

贾斯汀·特鲁多政府的“印太战略”以全社会参与为核心方式,以国家关系、多边合作和女性主义援助为三大主题,专注于安全、经济、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与伙伴关系等五个相互联通的战略目标。贾斯汀·特鲁多政府的“印太战略”略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经历了从只重视经济向价值观、安全和经济三者并重的方向发展。当前,它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内核,强调应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中国为首要对象,强调要应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战略形势;以盟友与伙伴为倚靠,坚持合作与挑战并举的战略方针。贾斯汀·特鲁多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制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它是加拿大奉行贸易多元化路线的要求,回应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和中等国家外交的产物。尽管贾斯汀·特鲁多政府宣称要抓住印太地区的战略机遇,真正成为其可靠的伙伴,但进取心不足、难以有效平衡中美关系、过于看重价值观以及国内政治束缚等问题,决定了加拿大的印太之路必定漫漫,成效也将相当有限。在印太事务中,中国需要团结好加拿大,发挥其积极影响,限制其消极作用。

印度洋战略地位变化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影响

印度洋具有显著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是美国“印太战略”重点关注的区域。美印等国为获得更多地区权力和经济利益不断介入印度洋,影响到该地区贸易运输、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导致其战略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在印度洋不但要控制其航线,还通过向盟友和伙伴国提供公共产品来寻求支持。作为印度洋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印度一方面要维护其传统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要从该地区获得经济利益。此外,美印在印度洋地区都有排斥中国的战略意图。从地理上看,印度洋是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海上力量通过印度洋可以到达非洲东部海域、南太平洋和欧洲海岸。然而,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目标之一是主导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联合其他西方海洋国家和印度,同中国在印度洋及周边区域展开博弈,这必将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因此,中国应加强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深入合作,制定相应的措施,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地区的顺利开展。

美韩同盟70年:走向“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态势

2023年是美韩缔结同盟70周年。两国关系朝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方向演进,同盟对美、韩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上升。美韩同盟合作地理范围超越朝鲜半岛,向亚太地区和全球扩展;同盟合作领域不断延伸,从冷战时期军事同盟扩展到经济同盟、技术同盟、价值观同盟。尹锡悦政府提出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取得一定进展:美国重申对韩核保护,“延伸威慑”升级。美韩协调推进“印太战略”、全球性合作,进一步加强经济、科技、价值观合作。展望未来,“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构建仍面临多重制约。

欧盟的“印太战略”:新趋向、动因及实践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转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为维持并拓展自身影响力,深度参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欧盟经过审慎磋商推出“印太战略”。聚焦安全合作;实施“全球门户”计划;寻求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共同利益。然而,与美国寻求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同,欧盟无意争夺地区主导权,也无意与美国结盟。欧盟“印太战略”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着力提升与印太地区“中等强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海洋合作;提供“欧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等方面。由此,中欧企业应增强合作共赢,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数字技术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下美国——印尼战略伙伴:进展、逻辑与限度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战略伙伴关系因特朗普政府的漠视而陷入“沉寂”。拜登上台后,通过重振多层次的战略协调,巩固安全合作,拓展发展援助与经济合作等途径恢复并深化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以期将印尼深度融入“印太战略”之中。美国对印尼政策调整的主要逻辑在于弥补特朗普政府流失的“战略信誉”;整合地区伙伴资源,完善印太“网络化结构”;“对冲”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拜登任内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仍将继续保持强化的态势。但是,受印尼“自由且积极”的外交原则,双方在地区安全问题的分歧以及中国在印尼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也面临一定限度。

美欧的“印太战略”:内涵差异、动力来源与合作限度

随着权力转移进程加快,印太地区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美、英、法、德和欧盟纷纷出台关涉印太的战略文件,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由此,美欧的“印太战略”有何不同、为何不同以及是否在印太地区存在对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得到解答。研究发现,美、英、法、德、和欧盟的战略内涵分别是战略竞争、塑造全球影响力、包容与有限主导、多边合作和自主务实。从动力来看,战略差异受到安全结构、经贸结构和知识结构中权力变迁的影响。上述结构也为各方进行战略对接提供了路径选择,但存在一定的障碍与局限。对此,中国亦可从安全、经贸和知识结构出发,应对各方“印太战略”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中国的认知与战略应对

“印太战略”历经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美国政府的持续推进,已经从概念到付诸实施,并逐渐成为美国谋求大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地区战略。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已产生了多重复杂影响,不仅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也恶化了亚太地区局势,使得区域合作遭受冲击。加强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妥善谋划应对之策尤为重要。中国官方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从观望、拒斥到批评的阶段性转变,这与中国对于“印太战略”的认知经历了从“战略风险”到“战略威胁”的演变密切相关。为应对美国“印太战略”,中国需要不断调整优化政策,实施更加精准的周边战略。在坚持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要注重地区力量协调以应对地缘政治竞争,补强地区安全以应对地缘安全竞争,加强地区经济整合以应对地缘经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