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财产权益的实现路径——兼评《西部边远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问题研究》

如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关键在实现。换言之,财产权益由法定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由相对单一转化为相对多样,由法律保护转化为经济实现。在经济实践中,财产权益的实现面临若干障碍,如地区差距问题、财力支撑问题、机制优化问题、技术进步问题。为破除障碍,必须构建一系列实现路径,即以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弥合地区差距,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巩固财力支撑,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机制优化,以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动技术进步。

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中国26个省份农户调查分析

通过提炼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的操作性定义,揭示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所隐含的意义。研究表明:对五类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是经营权交易能力;存在负向影响的是所有权排他能力、用途处置能力和种养处置能力,但这三种能力对不同类型农户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用途处置能力仅对中间户和偏非农户的农地流转发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所有权排他能力、种养处置能力仅对纯农户和偏农户的农地流转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由于纯农户、偏农户是相对稳定的耕种者,因而这种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稳定农业生产的效应。可见,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是提升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交易谈判能力。此外,赋予农户更多的农地权利并不一定能促进农地流转。因此,寻求赋权体系、农民权益保护与农地流转的动态耦合平衡点是政策设计的关键。

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研究

研究目的:检讨现行宅基地使用权的初始取得制度,为中国相关制度的设计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法经济学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论:中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过分强调行政审批在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中的作用。基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应当按照他物权取得的基本原理重构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地位,并在公示方法上采用占有和登记两种方法。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笔者对江苏省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年龄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农业劳动力人数、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强化土地产权、完善产权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素质、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基于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上海松江、金山区的实证分析

农户退出宅基地是关系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本研究从宅基地权能的角度探讨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影响因素。通过实地调查上海松江、金山区的相关数据,建立了由29个指标作为基础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农户对宅基地享有的各项权能基础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宅基地享有的权利认识清晰,退出意愿强烈;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预期与福利感知中的期望补偿和宅基地退出后的经济状况较为关心,对宅基地发展权认知中的希望宅基地开发为商业用地意愿强烈。2)农户享有的宅基地权能主要有居住保障、使用权以及财产性权益等,对宅基地的权能认识越清晰,对自我权益的保护意识越强,保障农户权益不受损是其积极自愿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前提。3)在上海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宅基地权能认识清晰,各项权能能得到有效保障,退出意愿较高。因此,在宅基地退出的实践中,探索建立赋予农户宅基地更加完整的权能,满足农户合理预期及补偿标准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引导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

财产权制度、资源禀赋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基于江苏省1744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构建财产权制度、农户资源禀赋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框架,并提出相关假说,基于理论框架,建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户数据,定量揭示其影响关系。结果显示:财产权制度的保证和稳定会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水平,承包地确权的政策促进作用明显优于宅基地确权;土地调整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户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对土地财产权的价值显化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等其他因素,正向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可能。创造条件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收,需从财产权制度层面强化赋权,提高农户土地产权可预期性,从资源禀赋层面加强对农民非农就业培训、提供非农就业渠道等,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积极构建土地市场化平台。

基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视角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本文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视角,阐述了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揭示了以土地、劳动力、社保和环境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红利"理论,并对农村土地制度对社会保障及社会稳定的利弊关系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社保体制的改革与重构不仅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广大农民从自然人、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需要。

农地确权、集体产权权能弱化及其影响——基于细碎化情景的讨论

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下,村集体与农户之间存在土地产权的纵向竞争。在新一轮农地确权后,村集体的农地权能有被弱化的可能,它在农地流转中发挥的交易装置功能亦可能有所削弱,农地规模集中可能更加困难。基于2015年和2016年粤、赣两省2738份农户调查问卷,利用分数回归模型和有序逻辑模型,实证检验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的土地产权强度,同时弱化了集体的土地权能;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对农地规模集中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可见,即使确权促进农地流转,但由于农地交易装置缺失和农地市场发育迟缓,流转后的农地规模集中更加困难。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的行为机理研究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鄂州市、安陆市、天门市、大冶市、嘉鱼县、沙洋县等市(县)14个乡镇3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农户在农地整治中参与权属调整的行动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这一路径形式,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的行为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行为意愿是农户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动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2)农户关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对行为响应仅仅存在微弱作用,权属调整的客观复杂性与风险性使得农户对此保持着极其谨慎的行动态度,农户的行为响应趋于"理性决策";(3)农户的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为兼具"自发性"与"诱发性"双重行动逻辑,且在组织支持下产生的"诱发性"行动逻辑占主导地位;(4)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地权属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公平市场价值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中的适用

在征收集体土地计算补偿款时,应将土地集体所有视为'一束权利',包含了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多支权利。随着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属性日趋明显,土地财产权能逐渐从'所有'转向'利用',土地集体所有所含的各支权利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可以使用不同的公平市场价值补偿方法计算。对于不能自由交易的权利,采用收益资本法;对于可以自由交易的权利,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采用可比销售法。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应从专注于集体的权利转向更多专注于成员的权利。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出在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增长缓慢、城乡差距较大且有扩大、不同地区结构差异明显等特征。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但在现有土地制度的制约下并没有盘活。为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应从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盘活农村宅基地和房屋财产、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征地制度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同时,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强化产业发展支撑、修订相关配套法律法规,这是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保障。

农民财产权收入的土地财产权结构新探——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

财产权制度通过界定农村土地财产权、调整农村土地市场交易行为而成为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核心制度。反观现实中法律制度对农村土地财产权转让的制约,农村土地市场交易受到限制,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取得程序、方式以及效力方面的困境。反思大陆法系传统财产权理论,从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出发找寻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基点,以定限物权为核心设计农村土地上的权利束体系,充分发挥财产权的流动性,可增加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权益变迁过程考察

农民土地权益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情况的直接反映。狭义上的农民土地权益主要包括土地生存权和土地发展权。基于"产权结构—要素流动"的理论分析模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政策变革下的农民土地权益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本质上也就是土地生存权和土地发展权逐步实现的过程。

产权强度与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个引论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但产权的不同形成方式隐含着不同的强度。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是政府代理下的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规范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函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重点在于改善法律赋权的非歧视性、农民行为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对农民权益的认同与尊重。

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

为揭示不同农地产权情况与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的差别 ,探讨了农地产权中 ,各个要素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的影响 ,构建了农地产权与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相互关系的逻辑模型 ,并根据农户调查数据 ,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对该模型进行了估计。农地产权与农户水土保持决策逻辑模型的运行结果表明 :在行政村内转包的权利、抵押权、有无土地租赁、农户对水土流失的感知、不同的地区对农户的水土保持决策有明显的影响。

中国式家庭农场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

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农业生产方式,"小大户"不仅实现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且使传统农民独立出来,成为"职业农民"。"小大户"的形成是农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变革的鲜活例证,一方面,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有其生成的动力,但又确实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这一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生成。"小大户"的形成是政府(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意愿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小大户"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农民对经济激励的自发性反应,而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如何为这一生成扫清障碍,以降低农民在其生成过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并减少农业的经营风险和使农业生产更具可预见性。因此,建议政府在尊重农民的自发性及意愿的前提下,提供相关的公共物品,以促进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形成。

从土地产权制度看征地中农民利益的缺失

介绍了当前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产权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要保护农民在征地中的利益,必须完善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新产权”的实践逻辑 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的学理阐释

本文根据湖北S镇的调查发现,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在三起土地纠纷中,农户的抗争依据不是来自现有的土地法权规定,而是来自前期制度形态所塑造的土地认知方式。祖业权、生存权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诉求是这种土地认知的部分内容。这种土地认知与新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以致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地应对。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土地产权的变革需要虑及产权变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三维视角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研究目的:从时间性、社会性、空间性三维解读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本特征,进而探究其实现路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1)农民土地财产权由国家配置,呈现出开放性结构;(2)农民土地财产权本质上具有关系性,负有社会功能;(3)农民土地财产权受土地属性限制,在个人自治与公共利益互动平衡中动态发展。研究结论:农民土地财产权需要双重实现,公法上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功能入手限定国家干预范围;私法上确立其独立民事权利地位,并借助集体成员概念明确成员权利和成员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