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新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四次修订的法治逻辑与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四次修订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同发展阶段有机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试行《条例》是管党治党法制建设的初创成果;第二次修订是巩固管党治党规范的调整与补充;第三次修订是对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进行的优化与重构;第四次修订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实践性、持续性的根本宗旨。《条例》的修订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实现自我革命的体现,是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深度反思的成果体现,是依法治国理论创新不断成熟、纪法关系不断贯通的具体体现,将为广大党员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百年回顾与展望

如期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是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从制定第一部党内法规到确立党内法规概念、提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目标、如期形成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走过了百年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既要创新党内法规立法机制,统筹推进党内法规的立改废释,加强党内法规实施体系和监督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党内法规体系内部的统一有序和协调完备;又要以“宪法为上”为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衔接协调的基准,改革和创新衔接协调机制,推进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紧密衔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统一。

民心向背根基与党的执政规律--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几点思考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要求,但因为每一时期和阶段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任务不同,存在的问题不同,治党的方式、途径、手段等都有一定区别。今天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一是因为今天面临的问题必须站在全面的高度才能解决,绝不是单从哪一个方面就能解决的。二是因为党要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在能力方面对党是一种全方位的要求,也是一种整体化的要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所需要的本领,涉及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哪个方面、哪个部分达不到要求,都会影响我们整体目标的如期实现,所以必须坚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何以自我超越——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的理念与生俱来。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崭新篇章。全面从严治党,这是积累数十余年的经验与认识而形成的新的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既具有当今时代的具体针对性,又具有党的优良传统的历史传承性。从党的建设科学化角度而言,"全面从严"既可以理解为党的建设工作全部的诸多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党的建设发展过程的各个环节;还可以理解为党的组织构成的各个层位和工作各个细部。全面从严治党并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在运动发展中不断自我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实践——以成都理工大学为例

思想政治建设是从严治党的基础,也是高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高校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各项工作,充分认识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定地把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不断提高从严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平,切实推动学校内涵发展。

论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征:基本构成、现实风险与应对策略

使命型政党是从政党类型学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的全新概括。实践中,使命型政党具有特征鲜明、多层次和系统化的组织特征。整体上,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征由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构成。受特殊政治环境影响,使命型政党的某些组织特征面临着衰退风险,主要包括功能性衰退、结构性衰退和主体性衰退三种类型。当前,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的是防控组织特征的衰退风险,以不断强化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既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妥善解决党内的深层次矛盾,确保党的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不断创新具体组织特征的实现形式,全方位提升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引导性。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经验——黄克功案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延安精神集中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全党、全民族积累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延安时期,党对黄克功案件的处理,是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范例,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破除特权,依法办事,从严治党,严惩党内腐化堕落分子的坚定决心,这些做法对于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扩大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对策

扩大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弱势群体自身、社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各方面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本着"有序"的原则,逐步解决。

论传统治吏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现代转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指导思想。其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既继承传统吏治文化的优点,又克服其不足。在治党治吏的问题上,全面从严治党,将传统的道德笼子转化为制度笼子,更加强调制度治党,实现了从传统治吏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现代转型。这一转型体现为党建史上的四大飞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人治到法治、从软约束到硬约束、从定性规定到量化规定等治党理论与实践。这一转型通过全党干部践行"三严三实"得以拓展和创新,并表现出紧抓党员干部核心力量,优秀传统与现代修身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主观意志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礼金治理变迁:轨迹、特征及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礼金治理深受制度环境和治党理念的影响,中央和地方层面不断探索和完善礼金治理安排,形成了多种治理安排重叠的局面。文章采用政策分析方法,详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礼金治理相关规定,全景式地呈现礼金治理变迁过程及其变迁特征。未来中国礼金治理将在既有治理框架内从分散走向协同、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模糊走向精准,以进一步扎紧礼金治理的"笼子",严格规范和约束国家公职人员赠送和收受礼金行为,保障国家公职人员廉洁从政。

法治视域下高校商业贿赂治理

近年来,高校商业贿赂案件频发,危害极大。治理高校商业贿赂关键在法治。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存在着商业贿赂内容规定过窄、受贿罪的构成条件过严、惩处力度不够等缺陷。要更好地打击高校商业贿赂,就必须从严治党,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就必须依法治国,健全治理高校商业贿赂法治体系,特别是要完善我国商业贿赂刑事立法、完善资格罚和资格刑的规定、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财产申报要法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中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阐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关键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持续巩固与完善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势必"全面从严治党"。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研究述评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理路、基本内涵、鲜明特征、重大意义与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现有文献多为理论描述和逻辑推演,微观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对现存问题与不足审视不够,且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和视野有待拓宽,亟须反思和总结。需要学者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聚焦党的建设方面的薄弱之处,加强个案研究与实证研究,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框架体系、基础概念、实践制约因素、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要拓宽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实现系统化研究。

新时期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的历程、特征和经验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探索管党治党内在规律的集中体现,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注重制度建设到强调用制度管党治党,再到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从战略层面上创新发展了执政党建设方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演变历程集中体现了继承性、创新性、科学性、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总结新时期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形成的基本经验,有助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执政党建设内在规律,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研究综述

党的自我革命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关键一招,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内在依据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持续性的探讨,指出新时代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实现同向发力。近年来,随着革命话语的重新回归,学界围绕党的自我革命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在概念的权威界定上、在内在依据的深入挖掘上、在内在逻辑的研究强化上和在纵深发展的战略探析上仍需要进一步深化。今后,学界应在研究的内容、视野和方法上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为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

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动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从治标到治本的关键所在,如何运用好"第一种形态"是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必须面对的课题,只有做到与完善制度体系相结合、与责任落实相结合、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相结合、与风险防控相结合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好转。

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

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经历了一个"建党""治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过程。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丰富的共产党治党理论,列宁在苏联革命建设中使俄共(布)执政理论得以落地,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共产党领导思想进行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针对不同时期党的历史任务,不断深化、推进"从严治党"思想。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果断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一个统帅""一条主线""两个翅膀""一个底线"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从严治党"思想实现了时代创新,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习近平关于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理论渊源、思想蕴含及实践价值

理论强党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重要来源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思想理论建设的经验总结,直接来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理念新实践。理论强党把提升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新时代治党管党强党的重要基础和突破口,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以确保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为目标,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强化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

腐败治理中政策压力的传导效力问题论析

高压反腐的政策压力在由上及下的层级传导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呈现出效力衰减倾向,成为当前中国腐败治理的现实难题。对反腐目标的认知偏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涟漪效应"、基于规避连带责任追究的"共谋现象"、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基层人情化社会结构与权力运行的内在张力是主要诱因。可从确立腐败治理新理念、强化巡视制度的震慑效应、严格问责追责、构建科学的纪检领导体制、加大反腐绩效的考核权重、建设法治型党组织等方面探讨对策。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在当前语境下关乎法治中国道路的前途。回答这一问题,重点是要正确认识党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地位,正确理解依规治党缘何成为依法治国的关键,努力探索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如何进行对接。现实中存在着不同的法治发展道路,而政党主导下的法治模式本质上由法治的政治性所决定,它要求后发法治国家在法治秩序建构中存在权威作为动力机制和保障装置。在保障权威的前提下实现权威守法,首先需从执政党内部严格依规治党做起,因此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然而,依规治党并不等同于依法治国,实现二者对接,要不断提高依规治党的法治化水平,以及不断提高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系统兼容性和机制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