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与八旗教育

通过对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的深入研究,详细梳理了该城设立满蒙官学的经过,其中包括将军补熙的奏请、军机处的审议以及皇帝的批准等过程,分析了绥远城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指出绥远城官学在培养满蒙翻译人才和选拔笔帖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对绥远城的书院与义学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启秀书院、古丰书院和启运书院的创办背景、课程设置以及教育目标等,这一研究揭示了绥远城八旗教育的发展脉络,为了解清代边疆地区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下)

作为孔子之道的鲜明标志,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自孔子时代至北宋初年,孔子之学始终是儒学的基石,孔安国、孔颖达等后代学者更是承袭孔子之道,致力于阐释其学说,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孔氏家学中的经史子集著作及其人文思想,为儒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丰富了儒学的内涵。最后,孔氏家学在南北朝、唐宋及其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恪守传统,修正异数,确保儒学不偏离孔子之道的轨道。清代经学的复兴,正是得益于孔氏家学数百年的坚持与修正。

佛教寺院与书院“讲学空间”的比较研究

书院与寺院作为传播儒、释文化的建筑载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用于弘法和传道的讲学空间,更是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精神教育和文化教育。该文以汉传佛教寺院与传统书院的“讲学空间”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空间布局、平面形制、空间营造三个方面比较分析。寺院的讲学空间位于建筑群的中后部,强调内外空间界面清晰,建筑形制较高,形成凝重且神秘的宗教氛围。书院的讲学空间在建筑群中心位置,注重内外空间的渗透,尺度适宜,整体空间庄严却不失亲切。两者空间特征的形成是受不同教育形式、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与自身文化融合的结果。

论元明清时期江西宗族与书院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国书院已纳入官学化轨道,但其时个人所办书院和家族、乡里所办书院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其动力是为培养宗族人才,提高宗族族人文化素质和促进族人科举入仕。宗族前后相继、持续办书院,使书院延续时间更长。宗族还热心捐助地域社会中的官办书院。从而,元明清时期儒学人才往往从宗族中群出,并由此产生众多文化世家,对维护地域社会的稳定产生了重要作用。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舟山群岛古代书院述考

舟山群岛地处东海核心区域,从南宋至清末共存在过八所书院,其作为古代舟山群岛地方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民众教化、保存文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舟山群岛的书院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兴建、发展、嬗变过程中均表现出了鲜明的海岛特征。

陈三立的教育实践与思想述论

在晚清世变日深,需才孔亟之时,陈三立以为国造材为己任,积极襄赞兴学之士的教育事业,为之弥缝奔走,化解危机。在晚清学制改革的教育背景中,陈三立尤为关注南昌经训书院考课经史且融汇西学的近代化新变,同时提倡仿效日本的兴学经验,创办新式学堂。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中,陈三立始终秉持以中学为本的教育观念,并力主吸收西学,拯救中学之弊。与此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托命人,陈三立提倡发展镇县乡村之学与族学,振兴国民教育,复兴三代之时风俗淳美的理想社会。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人格和事业

董仲舒、公孙弘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两位著名儒者。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是大思想家,“为群儒首”;《天人三策》是西汉政治更化和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直接影响了武帝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董仲舒继承儒家的中心观念,如任德而不任刑、仁义礼智信等,且把它们置于通俗的阴阳五行的天道构架中。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是西汉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元光元年,公孙弘对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他秉承武帝之命,著《功令》,具体制订了汉廷置博士弟子员的措施。这表明他精通文法吏事,与陈义高远而疏阔于事的儒生不同。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的重要建议,公孙弘是兴太学之议的具体践行者。汉廷兴太学,为儒者打开了仕途的通路,儒家“学而优则仕”“得君行道”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一方面使专制政治受到儒家之道的影响,且增加了官僚机构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把《五经》与儒者置于政治权势下,以达到控制儒者且歪曲《五经》而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缘饰品之目的。他们二人是同时代人,皆习《公羊春秋》,在仕途上颇有交集,在儒学和功业上相互映衬。董仲舒是一位醇儒,方正严肃,克己复礼,且以仁义之道修身,知行合一。公孙弘的人格复杂矛盾,恢奇多闻,辩论有余,生活节俭,阳善阴恶,曲学阿世。

由“子”入經:從清華簡《繫年》重探《左傳》的源流與定位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楚簡,其中有一篇文獻,整理者命名爲《繫年》。《繫年》全篇共138支簡,分23章。由於與傳世文獻,特别是《左傳》有不少可以互校互補的材料,《繫年》經整理後,在2011年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整册出版,即引起各界關注。十年以來,學者在文字釋讀、語料分析、史事考證、文獻比勘等方面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釐清文本細節與時代特徵後,《繫年》作爲一種在年代與内容皆可以與《左傳》直接比擬的先秦史類文獻,對其文獻性質的釐訂,可以爲探論《左傳》在漠魏經學化以前的源流與定位,提供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參照角度。本文之撰,首先通過對讀《繫年》與《左傳》,從二者在敘述立場與撰作目的的差異,考訂《繫年》作爲當時楚國貴族教本的文獻性質,並以此爲基礎,從先秦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的學術脈絡,重探《左傳》在歸入經部以前的學術源流與定位。

惠周惕《詩説》的成書歷程

惠棟是清代經學典範轉向“漠學”的關鍵人物,而惠氏家學有著作傳世始於惠周惕之《詩説》。這篇論文考察京都大學藏書《研溪先生詩説》寫本,從寫本的流傳談起,進而比較這部寫本和傳世通行本的差異。《詩説》從不分卷到分爲兩卷,最後定爲三卷,定稿成書的關鍵期大約在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間。從初稿本到三卷本,增加了許多條目,而《國風》增加的條目尤其多,或閏飾文字,或增補文獻資料,或加强議論,而撰述旨意在初稿時已大致確定。惠周惕的文學與學術受汪琬影響,强調文章應根柢於經,無論鄭玄或朱熹,漠儒或宋儒,率皆博徵而考證之。《詩説》解經無所專主,且多以己意發明經義,實以通儒自期,尚未專宗“漠學”。

漢宋調和的矛盾——丁晏《左傳杜解集正》的方法與意義

漢宋調和論是介於乾嘉漢學與晚清今文學兩大思潮的中介,支持者多以兼采漢宋學所長爲説。然而落實在經典詮釋中,仍往往執此御彼,各有所偏。丁晏雖標榜“以漢學通宋學”的學術方法,但其《左傳杜解集正》的詮釋方針,實質上卻是“以宋學正漢學”,形成“主觀考據”的學術模式。雖然背離了百年以來的漢學傳統,卻給晚清今文經學在方法論上的啓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界出于对新式教育形式的反思,开始探讨书院这一传统教育形式。此后,书院研究连绵不断。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书院研究走过了七十年,其间虽经曲折,但学者们在书院文献整理、书院史、书院制度研究、书院与文化研究等方面,依然取得了较多成果。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书院研究推陈出新,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从整体上来看,书院研究依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拓展研究视野,增强问题意识,以推进书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高校书院制建设及原因追溯

学生管理是关系到高校能否稳定运行的基础性工作。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体制创新势在必行。古代书院对我国的教育发展和学生培养有重要影响,文章从我国部分高校推行书院制这一现象出发,深入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与意义,以期对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试论清代书院的兴衰及其学术活动

清代的书院是清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在清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而且书院和学术活动的联系更加密切 ,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活动的发展。甲午战争后 ,随着古老的封建制度的衰落 ,书院制度也逐步崩溃。

也谈宋代书院与同时代的欧洲大学

宋代书院是与欧洲大学几乎同时出现和繁荣的高等教育形式,二者都对此前的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与挑战,但二者后来的命运迥然相异,书院一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最终沦落;欧洲中世纪大学却做出了革命性贡献。书院的沦落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外因的作用。

金代书院考

金中后期,在辽、北宋书院发展基础上,受南宋书院影响,金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书院。本文经考证得出金有书院11所,其中新建书院6所、修复和延续前朝书院5所。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汉人地区的办学行为。从办学途径看,均为民办书院,其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民居相结合,呈现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格。同时概因私家积书之多而建书院,故金代书院藏书亦应不少。修复和新建书院,是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书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陕西书院的历史概貌与区域特征初探

为了整理研究陕西书院的历史概貌与区域特征,采用历史考证、统计与分析等方法,研究认为:陕西自唐代以后日渐沦为全国书院发展落后区域,多灾多难的社会环境、日益衰弱的经济基础、教育之传统与思想文化之保守等是陕西书院发展历史的最主要背景。作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陕西书院,在陕西学术、教育、文化史上的历史留痕是不可忽视的,而关学与实学的标举发扬是陕西书院划在中国书院史上的最亮痕迹之一。

古代书院教育特点及其现代启示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其教育特点表现在:学生的学习以自学为主,管理方面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书院的教师非常重视学术研究,书院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还很关注社会实际。这些经验对当代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