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学颜诗拟魏晋的语言表征与精神承继

靳学颜是明中叶文学家,曾与李攀龙、李先芳、殷士儋、谢榛等人于京城结社酬唱,其文学思想受到“前七子”复古运动影响,诗作古风浓郁。靳学颜的五古诗歌多借助字比句拟、拟古创作、引譬连类魏晋名士典故的方式追摹魏晋风习:语言结构继承建安诗风的简练刚健,意象苍茫悲凉,效仿以曹植为代表的魏晋文人诗作;在寄托情志时多追慕魏晋人格,抒发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隐士的景仰之情。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从讲义编写到文学史撰述——论苏雪林《唐诗概论》的学术价值

文学史写作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她陆续编写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中国文学史略》等大学课程讲义,以其敏锐的审美感受与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在当时众多的文学史撰述中独树一帜。《唐诗概论》既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又闪耀着苏雪林才情丰赡、敏于体会的学术个性,只有将它尽可能还原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背景下,在与同时代学者关于唐诗研究的比较中,才能公允持正地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及其艺术追求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从曹丕父子开始,到陆机与谢灵运的继续,再到南朝萧梁统治时期萧子显、王褒、梁元帝、庾信四人的仿作。至此,《燕歌行》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列性艺术模仿现象。立足其时诸多《燕歌行》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艺术思潮,再从作品本身及作者艺术追求的角度考察分析,可以见出:不同出身、不同时代和不同生活境遇的作家,因为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作用,受着所在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尽管他们模仿着同一个《燕歌行》样板,却产生了风貌各异的《燕歌行》作品;在此过程中,仿作虽然很少突破作为样板《燕歌行》的基调与内容框架,但不同的仿作却又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作家词采华美艳丽、韵律婉转清新、意境缠绵悱恻等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

韦应物“涉医”诗歌研究

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创作了大量的“涉医”诗歌,包含理法与养生、种药与制药等内容。韦氏“涉医”诗歌的写作意、象合一,情、理浑融,体现了对医理药性的深刻了解,其创作现象与特点,是唐代文士通医趋势的体现;通过对其创作成因、文本呈现形态及相关旨趣进行全面分析,可以为中国医学史、医药文化史研究提供更多内容及细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律化倾向

中国古代诗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了律化的流程,这个流程通过两个路径进行,最后在“永明体”新诗体上实现了统一:一条路径是诗歌文字的骈俪化趋势,即对偶的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条路径是对音韵的讲究,逐渐健全了声律规则。到了南朝齐永明年间,二者合而为一,于是近体格律诗的雏形出现了,为唐代格律诗的定型打下了基础。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民族传记及其特点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最剧烈的时期,众多的民族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而且还与诸多的海外民族发生联系,所有这些内容都被记载在《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南史》等正史的民族列传当中,研究这些民族传记及其特点,对于民族史的研究乃至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

在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建安文学的群鸟乱飞,衍变为阮籍苦闷的模糊鸟,再发展到个性化的陶诗田园自由鸟。飞鸟意象由先秦两汉诗的群体性、类别性,至此成为带有诗人明显的主体性。其间诗赋的交流,则使飞鸟意象别开生面。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辩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飞鸟意象探析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的自觉意识使这一时期的飞鸟意象出现了与先秦两汉不同的特点。战乱不断、国家分裂让这个时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幸,诗人们借飞鸟意象抒发他们的内心情感:建安文坛的悲凉感慨,正史年间的沉重哀伤,东晋陶氏平淡宁静下隐藏着的深沉,南北朝寄于山水下的心意,以及鲍照之悲人生无常,庾信之悲身世坎坷。魏晋南北朝的飞鸟似乎也是不幸的,它们须承载着如此多的情感,在那个动荡的天空下沉重飞翔。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 ,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 ,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 ,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 ,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 ,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 ,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 ,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

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 ,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其中 ,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 ,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 ,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 ,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诗中有画”与王维诗史定位之起伏

"诗中有画"这一经典命题的提出对于王维诗歌接受史来说具有双重意义:虽然对扩大王维的文化影响和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来说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审美阐发加深并强化了王维诗歌与传统诗教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主流诗学中并没有起到提高王维诗歌地位的实际作用,反而致使其与传统诗学典范标准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两汉魏晋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自西汉开始,天象被大量、系统地记载于史书。两汉魏晋期间,数量逐渐增多,种类逐渐齐全。全面统计分析了这一时期天象记录的文献来源、天象类型和时间分布。在这625年中,共记录天象1 581条,其中包括日月食236、月行星位置782、其他563。几乎所有记录都来自官史天文等志和本纪。

魏晋南北朝艺术精神新论

魏晋南北朝370年创造的文学艺术,在我国文艺史上有许多"第一"。它们的繁荣发展原因是何,有何规律,表现怎样的精神?通过对时代人文环境"新道学"和自然主义、适性主义于文艺创作的渗透性浸润的分析,可以发现道家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的思想导引着这时期对艺术性质的理解和创作诉求,从而可从大量艺术作品和创作实践中提升出舒气达道、玄妙忘我、游心畅神和气韵飘逸的艺术精神,回答了上述极为困难又重要的历史课题。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