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现象述评

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呈现以下研究特点:将音乐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当下的表演语境中的音乐文本生成过程研究,尤其运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表演民族志等诸多跨学科理论针对音乐本体形态的生成过程与表演实践展开简化还原分析;以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族群为切入点,关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对象的边界拓展研究,重新审视世界主义语境中的跨界族群音乐概念的批判性思维;关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中的民俗节庆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与文化认同的"阶序性"互动关系研究,以及音乐的"族群性"与文化认同问题;将音乐文本置于传统书面历史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语境中,结合全面的扎实的田野考察工作进行历史与田野互视性质的"接通"研究。

2020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2020年符号学相关论文、著作和学术会议情况,总结了2020年符号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本年度,符号学研究在艺术符号学、中国传统与民俗文化符号学、消费符号学、传播符号学等相关领域推进,理论与应用进一步融合。整体来看,符号学与各种前沿话题、交叉学科的混合研究全面展开,成为各种话题和各个学科的主要理论分析工具,为各学科领域的具体研究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先行者 奠基者 传道者——感佩杨匡民先生对民族音乐事业所作的贡献

在杨匡民先生百年华诞之际,文章以杨匡民先生不平凡的艺术人生经历为轴,以杨匡民先生对湖北民间歌曲整理与研究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及笔者的亲身经历、感受为主要内容,围绕杨匡民先生作为收集、编纂、研究湖北民间歌曲先行者、湖北民间歌曲研究理论奠基者、民族音乐事业传道者的定位,感佩杨匡民先生为民族音乐事业所作的贡献。

再思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问题

自从"南京会议"^((1))以后,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研究才真正规模化、系统化地进入中国音乐学界,其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从磨合——博弈到反思——融合阶段,但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过于依赖西方人文社科理论表述体系的现象。鉴于此,为了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我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纷纷提出构建具有中国母语化表达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理论,即"中国民族音乐学‘本土化’研究"(有学者称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亦即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理论与思维作为表述手段开展对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研究。然而至今学界并没有系统化、条理化地形成对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理论表述体系,其过程仍任重而道远,因为它不但正面临着强大的西方话语体系的冲击,而且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论界定还缺乏准确性与合理性。我们务必在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精髓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与借鉴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理念,不断摸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发展之路。

跨界族群音乐

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音乐学界对周边国家音乐的研究,至世纪之交正式提出,并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中国学界的研究特色。欧美学界与之对应的是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区域音乐研究和移民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经历约40年的发展,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已经颇具规模,持续产生新的较大布局,成为中国化学科理论方法范式和知识体系建构的典型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