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雅》《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于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近十几年来韩琦研究综述

韩琦是北宋中期朝廷的重臣。近十几年来 ,特别是世纪之交 ,对韩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发表了不少论著 ,这些论著既有从总体上对韩琦进行分析的 ,也有就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本文对近十几年来的韩琦研究进行了回顾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憾 ,并对将来韩琦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挑战汉唐以来《诗序》研究的权威,其目的在于重建儒学,构建新的经典文化承传系统。这一创举不仅是《诗序》研究的大转折,也启发了宋代《诗》学,对于宋代《诗》学"尊序"和"反序"两大格局的确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汉、宋诗学过渡不容忽视的关键。

北宋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是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是我国古代学术的核心部分,其对古代社会文化影响深远而广泛。北宋初年,由于社会的变革,经学在治学方法方面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影响北宋社会文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北宋医学的发展。从北宋年间经学治学方法的变化入手,探索其对医籍的整理刊行、《伤寒论》注释研究及士人尚医社会风尚变化等方面的具体影响,以期为当下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提供启示。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宋人汉史学述论

为配合官方校书活动而展开的北宋汉史学,其著述以校订辩误为主。但自北宋后期开始,尤其到了南宋,考、论结合,专门评议,以及注重研究两汉典制的宋人汉史著述则明显占据主流。宋人的汉史研究实开明清补史派和考史派之先河,又开评论《史记》的风气之先。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汉四家《诗》说大义浅探

汉四家《诗经》学在经文用字和对具体诗句的解读上有差别,但要旨并无不同。它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围绕"礼",具体阐发了儒家关于夫妇、父子、君臣等的等级伦常思想及乐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