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诗教”传统的当代转化

当代《诗经》教育不仅在于用先秦时期朴素的人文关怀打动人,用克制、理性的道德自觉感染人,还应从传统“诗教”中吸收经验,从传统诗学中汲取营养,以守正创新的态度,构建属于新时代的内涵体系。同时,对于宗法制背景下《诗经》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精神的不合时宜之处,如“温柔敦厚”的教育目标、“宜室宜家”的女性意识等,应予以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以上观点,应充分融入到《诗经》教育中的目标确立、篇目筛选、文本解读及教育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

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案狱。除《东华录》、《永宪录》等一些史料汇编性质的著述外,在不少诗文和文人笔记类的记述中还或强或弱地表达着作者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诗歌典籍英译语言特征的历时性考察——以《诗经》三个英译本为例

通过自建《诗经》英译本平行-可比复合语料库,验证显化、简化以及范化三种翻译特征在诗歌体裁译本中的表现程度,并从历时性角度对其内在动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在人称代词主语的使用方面,三个译本均呈现出明显的语际显化趋势;但比较形合度后,发现三个译本的语内显化倾向不明显。此外,分析结果并未完全支持简化与范化假说。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汉英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诗歌源语特征等言内因素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时代特征、译者的政治伦理观点等言外因素。

许慎之《诗经》学

《说文解字》征引《诗经》四百多次,引文有三种方式,体例精严,反映出许慎对《诗经》素有研究,这与楚地的文化传统有关。《说文》引用的毛诗文字并不尽同于毛诗原本,对此要区别对待。许慎会通今古文诗学,沟通今文三家诗学,在《诗经》学术史上意义非同一般。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敦煌佚名诗研究刍议——以《张淮深碑》写本卷背诗为例

敦煌文书中留存有大量已佚失作者姓名的唐五代诗作,为传世文献所未存,具有极高的文史研究价值,本文即以《张淮深碑》写本背面保存的无作者署名的19首诗为例,探讨敦煌佚名诗之作者考证、敦煌佚名诗的文史研究价值,以及敦煌佚名诗与敦煌社会文化史和敦煌地区史研究的关系等问题。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百年来藏书纪事诗研究综述

自晚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成书以来,后续之作频出。学术界对这个诗文结合的新文体十分感兴趣,各种研究之作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研究,对叶昌炽、伦明等人生平和学术志业多所关注;另一方面是著作研究,对各种藏书纪事诗作品的创作经过、文献价值、学术影响等加以讨论。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中国典籍英译的风格再现——“易安词”英译个案分析

李清照的"易安词"是中国典籍的精华。"易安词"英译中的措辞、修辞与音乐性是可译的,并能成功再现于译文中。中国典籍英译风格再现需要译者对原典籍文本的准确把握与分析。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成僎《诗说考略》述评

清代学者成僎《诗说考略》,对《诗经》颇有创见,然而迄今未引起学界关注。成僎在研治《诗经》时,一方面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运用乾嘉学者考证的手段以追求知识的本真;同时,囿于传统的经学观念,又未能摆脱经学的牢笼。通过介绍成僎的生平和《诗说考略》的体例,并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进行讨论,有助于全面评价《诗说考略》的学术价值。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王夫之《诗经》学“诗以道情”观的诗学贡献

"诗以道情""诗缘情""感物道情"等,都是古典诗学的核心命题,是国人对诗歌创作的认识基础,也是诗歌评论的出发点。王夫之在反对经生说《诗》、理学家解《诗》以及心学家"臆"《诗》的前提下,本着"以诗解《诗》"的原则,寻绎《诗》之本义,在继承传统诗学"情感论"的基础上,指出"诗以道情"是《诗经》的特质。他强调"情"乃《诗》之本,"圣人达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文以用情"。他的"诗以道情"观最大的成就是对诗情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与修正,赋予传统诗学观极具现代意义的内涵。

《诗经》与《万叶集》卷首诗比较赏析

自古以来,日本无论从文化还是在政治、文学方面都受到中国很深影响。从中日两国最古老的诗歌的卷首歌入手,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中日文化的相同点,以及日本文化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形成的独自特有文化的特点,以加深我们对中日文化的理解。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论魏晋《诗经》学之作用

"诗言志"与"诗缘情"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史上两大理论源头,对后世影响深远。二者关系如何以及如何从"诗言志"过渡到"诗缘情",学界说法不一。魏晋《诗经》学中重政教的内容、重"情"之解读方式正是体现二者之间的过渡。

《诗经》与《窝果策尼果》农事诗比较研究

《诗经》和南方哈尼族古歌代表作《窝果策尼果》里面有许多反映农耕文化生活的农事诗,这两部作品中不仅有农业生产的影子,更多是直接描述农业生产生活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篇。正是由于北方中原汉族和南方哈尼族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农事诗在内容、艺术技巧和语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两者差异性的研究,可以深入认识中国不同民族、地域诗歌的风格和魅力,是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作品多样性、复杂性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