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昆明地区结直肠肿瘤260例

目的:分析单中心收治的结直肠肿瘤患者的临床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回顾分析我院2010年经外科手术确诊的260例原发性大肠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探讨确诊大肠肿瘤临床特点及其与吸烟、饮酒和既往病史等可能影响其发生发展的因素的关系.结果:大肠肿瘤患者的男女比例为1.24∶1,平均年龄61.73岁±11.56岁.好发部位依次为直肠、乙状结肠、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同时性多发癌8例.64.23%的直肠肿瘤距肛门≤8cm,男性直肠肿瘤距肛门的距离(8.22cm±3.35cm)明显大于女性(7.08cm±2.09cm,t=2.20,P=0.03).直肠和左半结肠以大便带血为主,右半结肠以腹痛腹胀为主,大便潜血阳性率为80.43%.DukesA期比例升至18.85%,分化程度和年龄负相关(r=-0.145,P=0.019).胆囊切除术后患者右半结肠肿瘤比例高(P>0.05),高血压病史患者器官转移比例低(P<0.05).结论:直肠指诊和大便隐血实验是重要的检查方法;大便带血和腹胀腹痛分别是左半结肠、直肠和右半结肠的主要症状;大肠肿瘤早期诊断率呈增高趋势;年龄、胆囊切除术和高血压病可能是影响大肠肿瘤发生发展的因素.

隋朝在中国通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历史,从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朝至清朝共二千余年。其政治体制,"天子独尊,宰相统摄百僚"的制度开创于秦朝。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隋朝创立的天子之下"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了这种政治体制;创立的科举制度,空前扩大了社会基础。隋朝短暂38年,为隋唐统一天下的草创、为封建社会后期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作出了划历史时代的贡献。

故宫学研究的对象与体系

单一字面上的"故宫"并不专指北京紫禁城,而是泛指古代王朝遗留的宫殿。不仅中国有故宫,外国也有故宫。中国的故宫也不只是北京紫禁城一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宫学"有广义、狭义之分。郑欣淼先生倡导的"故宫学"是一门以明清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为研究核心的学问和学科,由故宫学原理、故宫建筑学、故宫文献学、故宫文物学、故宫历史学、故宫博物馆学组成学科体系。而通过讨论故宫学研究的对象与体系,来回答"故宫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或特征是什么。

从《畏庐琐记》看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以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为例

林纾的笔记集《畏庐琐记》,反映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社会百态。文章以《畏庐琐记》所载之旗人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等民间信仰现象为例,利用方志、笔记等地方文献,分析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指出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特定人群有自身的崇拜对象和信仰行为;另一方面,当面临人生的不确定因素时,民众会"随俗"走进祠庙,焚香祈祷。与向什么神祇祈祷相比,此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顺利实现心中的愿望。

改革创新不断完善“高自考”助学教育体系

为建立更有活力的“高自考”助学教育体系，要从三方面改革创新。一是主体部分，要打通从初中毕业通过“高自考”到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直通车”；二是配套部分，建立学习与就业或出国留学的立交桥；三是探索部分，开发产学研结合的新途径。

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本文分为上、中、下3篇。上篇叙述了前清时期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拳匪之乱、庚子之变、废科举,直到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的历史过程。此阶段我国的物理教育处在萌芽状态。中篇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民国时期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大学建立起来,物理教育初具规模,且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毕业生出国留学,归来后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批物理学家献身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事业,做出很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下篇叙述了抗日战争和战后复员时期的中国物理教育发展。多难兴邦,抗战时期条件极端困苦,却激发出西南联大这朵教育史上的奇葩。中国近代教育,从教育理念到办学体制,从课程设置到图书仪器制备,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完全靠到西方国家留学。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批本土培养的高水平科学家出土了。

论科举经济的影响因素

科举经济的形成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情势、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科举考试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加剧、科举考试利益影响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制导等广泛内容。科举规模的扩展和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扩大了科举考试的经济需求;科举利益驱策和政府政策宣导,进一步刺激了科举考试的应试需求。宋代以降相对宽松的社会商业政策则为科举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退而回到帝国体系,还是进而走向全球善治?——俞可平教授谈全球化时代的帝国研究和全球秩序

帝国研究近年来不仅成为国家理论关注的热点,而且事实上成为历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全人类而言,只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就离不开对历史上那些帝国兴亡经验和教训的反思。帝国与国家、民族、大国、霸权等概念既存在联系,又有着本质区别。帝国既是一个由不同属国组成的国家权力体系,也是一个由若干国家组成的等级秩序体系,通常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系。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这种行为常会被冠以“共同繁荣”、“地区安全”、“生存空间”等名义。从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看,国家产生后必然导致帝国的出现,而对外扩张征服是否有利可图与国内民主法治制度两个因素是避免一个国家从强国走向帝国的关键。对于帝国的兴衰而言,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往往要比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更为重要。帝国体系在世界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和难以割离的政治遗产,人类社会也总会存在对帝国梦想和帝国秩序的怀念。帝国主义虽然将长期存在,但帝国的历史命运已经终结。作为一个趋势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因此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和共赢的全球治理,才是解决全球紧迫问题、应对全球严峻挑战的关键所在。

日本国学思想内向构建中的他者意识

江户时期的日本国学以本居宣长等人的思想为代表,以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为基础,以排除"汉意"复归"古意"的方式,建立了日本自我的道统语境。本居宣长等国学家的思想视域中这一内向构建的过程,贯穿着日本近世思想界逐渐强烈的他者意识;复古主义与排他主义的融合,成为日本国学重新"发现"日本的重要途径。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日本国学也成为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主义的理论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