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译与传播研究路径探索——“中华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高端研讨会述评

近年来,国内的中华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趋热,成果较丰富,但有待加强和推进。对近期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专题研讨会上的重要论文进行述评,由此管窥、分析本领域研究最新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发现当前研究聚焦于理论建构、中华典籍和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受众接受等,但研究取向上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普遍重翻译,轻传播;重传播结果,轻传播过程;讨论传播效果却缺乏可靠的接受研究。进而探讨社会学、传播学和综合路径应用于本领域研究的潜力,指出社会学路径和传播学路径较为成熟,但拓展和改进的空间还很大,综合路径尚有待探索,有望取得重要突破。

基于翻译实践的外国文学研究——吴笛教授访谈录

吴笛现为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席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兼任(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国际期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A&HCI)副主编。他在英语诗歌、俄语诗歌、文学翻译等研究领域著述甚丰。本次访谈围绕吴笛教授的治学之路、翻译之旅以及学者之途展开。吴笛教授从译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强调文学研究的世界文学意识和跨学科视野,以及多语种翻译实践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翻译实践是感悟文学经典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把握文学经典精髓、激发文学研究创新思维的理想途径。

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

新的网络空间、图像、媒体和计算机产业构成了全新的媒体文化。面对这种变革,需要将文化视为连续的整体,运用跨学科和多视角的方法进行文化社会学研究。古典社会学理论通过勾勒现代社会中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学科限制。法兰克福学派在跨学科的基础上,采取多视角的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发展了早期的文化研究模式。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同,英国伯明翰学派在元理论层面将社会理论、文化分析与政治批判相结合,以社会变革为研究导向。英国文化研究拒绝了高雅/低俗的文化区分,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并借由“积极受众”概念,打破法兰克福学派“被动受众”概念的局限。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研究强调消费乐趣、庆祝流行文化,导致对“大众文化”不加批判的赞扬;忽视了高雅文化、现代主义和前卫运动的影响。为此,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需要发展一种多视角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受众研究三个维度对广泛的文化产品加以批评,形成对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和其他新方法的综合运用。

翻译研究:一个社会学视角

为了进一步扩大翻译研究领域的视野，回应Holmes对建构社会翻译学的呼吁，在对现有翻译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因由和依据，认为以总体性原则为指导的全新的研究体系，可以从社会需要、社会理解等10大环节对翻译活动作出综合性、社会性的阐释。文末对这一视角能够解决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剖析。

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问题与前瞻

翻译研究不断地从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吸取养分,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探索。回顾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历史,分析该视角研究的名与实,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例探讨其研究边界确定、方法路径等问题。翻译研究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参照社会学理论并构建独立的研究框架。

翻译研究:超越“文化转向”

对翻译研究中近年来出现的"文化转向"需要给予深层反思。"文化转向"突破了语言研究的视域,但它没有强调文本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缺乏对文本生产者、生产过程、产品的社会性方面的关注。本文主张以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为依据,以社会需求、社会选择、社会评价等为宗旨,强调翻译研究应该使文本回归现实世界。

关于“社会翻译学”的再思考

社会学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其他人文学科提供借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以此观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整体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取向。社会翻译学一方面促进和深化了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暴露三个问题:研究内容日益偏离文本;实证研究方法背离翻译学的人文属性;社会学理论运用在研究实践中的不足。

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

运用跨语际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严译八大名著之一的《群学肄言》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严复译《群学肄言》译文中包含大量严氏自己的思想,译者不仅传达了斯宾塞原作中所固有的西方思想,同时通过有意识地选用特定的语汇,将中国儒家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荀子有关"群"的思想和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反映出严复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希望从源头上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真诚愿望。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熹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基础。

试论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及其学科启示

对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之间思辨性的调和是齐美尔社会学理论的起点。齐美尔认为,从研究对象及内容的角度不能明确界定社会学,应该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形式"进而达到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成功解释。透过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会有许多启示性意义突显于对社会学的学科认识中,这样的认识有助于社会学以更丰富的思想源泉和更旺盛的思考活力屹立于学科之林。

翻译研究的广度延伸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研究的广度持续延伸。翻译定义和研究对象得到了扩展,翻译研究视角和方法逐渐走向多元,从而导致翻译批评也走向多元。在该文中,通过文献综述、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等方法,结合几个典型翻译研究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情况调查,对翻译中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从而发现,当前的翻译研究的广度已经得到了很明显的延伸。

翻译本体研究的哲学思考

尽管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已经基本获得了事实上的认可,然而至少在中国,译学建设还有很长的路。个中原因是不一而足的。就翻译本体的研究而言,关于翻译这个中心术语的厘定就可谓百家争鸣,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基于此种事实,本文试图从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重点以罗曼·雅可布逊总结的翻译类别三分法为切入点,探讨形而上学层面突现的翻译本质和对原文译文及其关系的再认识,旨在深化对翻译现象的理解,最终为译学建设服务。

多元视野下中西诗学意象翻译观

诗歌的本体(Ousia substance)是意象,作为一个融通中西翻译诗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中西意象翻译研究呈现出理论构建多元化。从翻译哲学的角度看,单一的一元标准让位于一个更加宽容和实用的多元翻译系统群。意象翻译研究要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此种研究对中国翻译建设和发展也不无启示意义。

群体认同:海洋社会群体的研究视角

海洋社会学至今仍有许多基本问题存在分歧,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研究视角。本文围绕海洋社会学重要议题之一的海洋社会群体,着眼于群体认同的研究视角,分别就海洋社会群体相关概念、海洋社会群体认同要素、海洋社会群体认同特征进行了解析,从而揭示了群体认同视角对海洋社会群体的研究意义。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探析

《台北人》是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其英译由作者白先勇与同事叶佩霞和编辑高克毅合作完成。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分别从惯习、资本和场域三个层面对《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历程进行分析。首先考察白先勇文学惯习和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介入,分析合译者叶佩霞和高克毅各自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并探讨《台北人》译本在不同文学场域中的播迁,以期透视该作实现成功英译和传播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

全球化语境下译者的文化自觉意识——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启示

苏珊·巴斯奈特及其文化翻译思想对翻译学学科范式转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她对权力的批判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使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翻译对于异质文化的沟通交流、协商对话乃至共存交融起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应重新审视译学学科定位,译者应具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意识。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视角,就会形成多少种对社会变迁的理解。社会学研究者们将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引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流动和社会文化等视角梳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成果,对于继续深化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大有裨益。

庞德翻译研究中东方主义视角的质疑

庞德在翻译中出现的诸多错译和误译是他为了构建新的诗学、重塑西方文明等原因对中国文字、诗歌和文化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他对中国文字、诗歌和文化进行理想化想象的产物,是把中国无限美好的浪漫误读,跟东方主义式的贬抑性误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能无视东方主义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策略等方面的特殊性,将它生搬硬套、用来看待庞德翻译的错译和误译,这样才不致失于学理的偏颇,避免得出牵强的结论。

多维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基于哲学视角对翻译开展研究有助于拓宽翻译的研究视野。在哲学思维的差异以及哲学方法论的异同两个方面对中西翻译研究哲学路径进行比较,从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概念、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融合、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四个层面探析了中西翻译理念的异同与发展趋势。当今的翻译研究已从对立走向融合,呈现出多元互补的发展态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认同”——媒介与LGBT研究的路径与转向

国内外对于LGBT群体的研究以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为主,以媒介为线索考察LGBT的研究现状,有助于理清传播学视角的研究路径与转向,进而为该领域的研究寻找新的突破与方向。围绕近年来媒介与LGBT的重要研究成果,分析梳理出文化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以及媒介话语三种主要研究路径,这三种路径都将这一边缘群体的研究聚焦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互联网与性少数群体的连接改变了LGBT群体的身份认同方式,从被建构的少数群体到利用互联网空间开展社群活动,使在线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互动成为新的研究取向;建构论视角下的"身份认同"转向了与主流异性恋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同时,网络社群将LGBT的活动空间再生产为新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实践,使"身份认同"延伸为政治参与和权益平等等现实问题。

中国译论现代化进程的回顾与反思——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国内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中国译论现代化的结果。中国译论的现代化是受西方译论的影响发生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现代译论的开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语言学派译论的两次登场和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文化学派译论的全面展开。文章将中国译论现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置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西现代学术碰撞的大背景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之进行考察和梳理,讨论每个阶段的现代化特征,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中国译论的现代化进程有个整体的把握,为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和现实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