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爆发以及融媒体的崛起对公安机关网络谣言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分析特定时段网络谣言具有的负面影响和积极因素,巩固网络谣言治理基础。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的现实困境包括融媒体应对的联动效能差、信息沟通不畅、平台建设良莠不齐、网络谣言治理中监测、引导、管理缺位等,针对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预警体系、控制体系及防范体系建设对策,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遏制网络谣言滋生蔓延起到积极作用。

公安机关侦办串通投标犯罪案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了招投标制度,这种交易方式对合理、高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利用相关规范不完善、法律相对滞后等制度漏洞,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方式发生了变化,串通投标犯罪手段随之变得更加隐蔽,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趋向多元化,给公安机关线索获取、案件定性、调查取证、数据分析等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对此,应及时变革侦查思维及模式,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多元化获取案件线索,利用数据化实战手段突破壁垒,形成多警种、多部门融合侦查的全新办案模式,为全面打击串通投标犯罪赋能增效。

基于多普勒效应和九零法则的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思路与策略研究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与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出行需求的快速增长,各类交通安全隐患日渐突出,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地区交通事故的预防工作已成为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多普勒效应频率的变化划分出不同的交通事故危险程度,为公安交通管理者提供系统科学的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和方法,以九零法则为关键策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和客运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能够有效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确保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态势持续稳定向好。

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公安机关的认识、不足与改进方向

认识和把握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概念、内容与差异,并厘清市域社会治理与城乡基层治理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认识社会治理要求下公安机关的职能任务和面临的挑战。然而,部分公安机关自身还存在一些不足:观念转变不到位,角色定位不准确,管理制度不匹配,学习投入不够等,未能完全适应推进社会治理的需要。提出公安机关的改进方向:转变传统观念,治理方式与时俱进;明确职能定位,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推进制度改革,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保障学习投入,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分配,特别是创设了国家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侵权的调查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在不存在行政或者刑事违法的情况下仍需参与和介入,突破了过去高空抛物、坠物依靠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高空抛物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民事责任的划分,深入探索该类案件中的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分歧与定性:监警协助行为性质研究

在监察体制改革中,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是一个重要课题。准确把握监警协助行为的性质,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监警协助机制。当前,关于监警协助行为的性质存在监察行为说、行政协助行为说、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等多种观点。监警协助行为性质纷争的原因主要包括监警双方权力构成多元、协助事项范围模糊等。通过分析监警协助行为性质的不同观点和监警行为的模式,可以发现监警协助行为是一种特殊行为,是为保证办案效率和公正的动态行为,它在特定条件下既可表现为监察行为、行政协助行为,也可表现为监察与行政兼具等行为。

规范与实践: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的价值、迷思及其化解

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活动的内涵兼具规范与实践的双重特质。从规范价值层面分析,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以法律规则为核心,致力于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整体性控制。而在实践价值层面,其以理性自觉为旨归,力求实现对个体心灵秩序的形塑。目前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在调解目标、调解策略、调解效果上存在着诸多迷思与挑战。对此,需要从三个维度出发,以内在结构要素的优化实现对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重塑、以情感治理与依法治理的贯通实现调解策略的恰当运用以及以当事人主体需求的厘清实现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解决。

公安机关鉴定二元监管体制的构建路径

自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以来,便有学者呼吁合并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鉴定监管双轨并行体制,以达成统一管理。事实上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并非要求鉴定管理主体的唯一性,而旨在健全统一的鉴定规范、标准与要求,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双方鉴定监管模式在各自体制内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相对一致性。面对现阶段公安机关鉴定技术监管难题,单一式的纵向行政管理模式显然难以应对,如不通过改革补足其技术监督机制的缺位可能影响公安机关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因此,应当构建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二元监管模式,以完善公安机关鉴定监管体制,使其符合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下公安机关鉴定的合理定位。

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不断打破,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各种矛盾愈发突出,且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等特点。面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新情况、新特点,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任务日益繁重,但由于基层配备警力不足、民警依法行政及为民服务的能力不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运行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困境的存在,导致公安机关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疲于应对,排查化解工作效率较低,引发群众诸多不满,严重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为此,公安机关应当注重事前管控,强化摸排预警,从源头上“治未病”;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职;建立联动联调机制,提高调处最大效能;加强宣传教育,培树群众法治意识,增强公安机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效,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研究

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是运用心理学测量方法评估考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心理素质,是公安队伍建设和人民警察培养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的现状发现,由于测评理念未得到广泛认可、评价机制不健全、专业力量薄弱引发测评的专业量表缺乏、测评内容单一、各地测评实施情况差异明显,测评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提升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工作质量,要做好测评的“战备性”建设、丰富测评的工具和技术手段、优化测评的实施步骤,才能助力公安队伍高质量发展。

基于协同视域的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研究

大力推进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是全面整合警务资源,实现警务作战效能大幅提升的重要措施。从协同视角审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现状,以问题为导向剖析合成指挥、合成资源、合成力量三个维度,把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困境之“脉”。通过细化警务合成要素,建设好以信息共享、指挥决策、指挥调度、力量建设、全面保障、战果复盘为目标的警务合成作战机制,不断增强警务合成作战协同效能和优化警务合成作战机制。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智慧公安背景下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研究

公安工作亟需提升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以推进公安智能化建设,其核心任务在于构建涵盖技术支撑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与人员应用能力的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体系。在技术支撑能力层面,软硬件设备更新、平台智能化程度、数据连接环节难以满足公安工作智能分析与决策需求;在组织管理能力层面,计划、协调、管理、实战能力及战略匹配与公安大数据建设发展不协调;在人员应用能力层面,存在信息化水平有限、人才知识更新缺乏合力、岗位培训实效有待提升等问题。培育数据应用能力、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加强落地核查应用、重视战略匹配作用等举措可以逐步提升大数据创新应用赋能公安工作的能力,推动形成公安新质战斗力。

“情报流”视角的公安指挥决策情报需求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目的]随着公安部于2019年建立了情报指挥中心,各地方公安机关也纷纷设立,公安机关针对科学指挥决策的研究有助于社会安全类事件的处置并减少公共安全的伤亡。该研究从信息的“来源、流通与使用”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旨在从“情报流”视角探讨公安指挥决策情报需求指标体系。[研究方法]该研究采用文献方法确立初始的公安指挥决策情报需求指标体系后,又用Delphi方法修正和完善了指标体系。[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公安指挥决策情报需求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可确定为基于客观事实要素的情报维度、警力资源要素的指挥维度和处置能力要素的行动维度以及对应3个一级指标下的10个二级指标和40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为公安机关科学有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学术界同仁对公安指挥决策的后续研究贡献了靶标。

智慧交管背景下交通安全宣传创新发展研究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与教育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之一,是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出行意识与文明出行意识的重要方法和策略,也是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满意度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社会认可度的有效举措和客观反映。公安交管部门通过系统分析当前公安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现状,准确把握“十四五”期间智慧交通管理发展需求和趋势,有效破解未来公安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与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创新智慧交管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实践和应用,对于提升公安道路交通管理整体工作效能和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安机关职责体系的优化进路——基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精良的政府职责体系是提升国家制度实力的体制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优化公安机关职责体系是公安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质在于纵向层级部门间的权力互动以及权力结构的再配置。按照价值、规范与工具三层次的内涵,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安机关职责体系的优化进路包括:“权力政治”向“责任政治”的话语体系构建,“风险-避责”向“收益-协同”的行为重塑,压力型体制下“职责同构”向“适度异构”的转变,技术治理下“工具性赋能”向“价值性赋权”的提升,强基放权下“碎片化”向“治理共同体”的转型。

新安全格局下的群防群治工作——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为视角

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工作的重要要求。群防群治是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群防群治力量工作中存在专业人才匮乏、监督机制不完善及信息化水平滞后等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加强政治引领、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多维合作机制等方面推动新时代群防群治工作实现专业化、信息化、现代化。

烟花爆竹治安管理的制约因素及解决对策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责任和体制的变革、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及条文的冲突、行政管理与风俗习惯的不协调等给公安机关烟花爆竹治安管理带来了一些难题。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烟花爆竹管理法律制度的滞后对公安机关执法工作的制约。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加强法律法规衔接的研究,通过规范性文件弥补监管漏洞,加强烟花爆竹技术规范的研究,推进社区警务网格化与烟花爆竹燃放管理的深度融合,是可行的破局思路。

公安业务外包相关问题探析

由于警力的有限和业务的繁忙,公安机关选择将部分业务外包给符合资质的企业或者科研机构。业务外包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核心竞争力、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是公安机关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业务外包也存在着涉及贪腐、缺乏标准、泄露秘密等风险,这就需要坚持效益原则、公开与保密相结合原则以及合法性原则,加强民警在职培训、细化外包法律法规、严格承包商准入条件。业务外包是把双刃剑,公安机关应当审慎控制业务外包潜在的风险,扬长避短,实现公安业务外包常态化发展。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