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辨体类总集对《文章正宗》四部文体分类法的继承与创新——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辩》《文章辨体汇选》三书为中心

过去对《文章正宗》四部文体分类法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储欣、姚鼐、吴曾祺、李兆洛、曾国藩等编选的以“归类”为旨归的总集上,以突出其在文体分类上执简驭繁的功效。《文章辨体》等辨体类总集尽管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上采取的是“每体自为一类”的方式,然细考其文类编排仍可见真氏四部分类之流风。将明代辨体类总集与此四部分类法结合起来考察有助于识别文类内涵的变迁,对客观评估真氏四部分类法乃至建构古代文章学的分类方式亦有所裨益。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论属辞比事的学术涵义

属辞比事原是孔子后学对《春秋》笔削的归纳,用以说明《春秋》行文相互关联的特点。研究者在讨论《春秋》笔削的过程中,联系《春秋》前后经文以阐述微言大义的解经方法也被称为属辞比事。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治国主导思想,丰富的《春秋》解说,承载着历史道义,被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依据。以现实属比《春秋》是学术研究中属辞比事的延续。由于《春秋》研究由政治回归学术,属辞比事的政治功能也逐渐消散。笔削之法、解经之法和政治诠释是属辞比事的涵义中最主要的三个方面。

清代词学中的破体、辨体与推尊词体

清代前期,在词体教化、言志功能的支撑下,破体论试图通过让词向诗教回归的方式来提升其地位,但面临着使词沦为“句读不葺之诗"的危险。由词体娱乐功能支撑下的辨体论则想通过对词这种音乐文艺样式自身特质的强调来推尊词体,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无法真正实现尊体目的。嘉、道以后,词体娱乐功能褪失,常州词派在使词体诗化的同时保留了词体特有的形式特质,并使其为儒家诗教所用,从而使破体论和辨体论实现了理想的结合。词体至此真正获尊,词文学却因此与近代革命思想、白话文学相脱节,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许学夷诗体正变论之再评价

许学夷诗歌辨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诗体“正变”论。讲“诗体正变”与论“文体代兴”并不矛盾 ;以规范与变异来描述诗体的流变 ,并非意味着变体就毫无价值 ;以变论变并不等于学诗应首先以学变体为入门基础 ,强调学诗“复归于正”亦并非不要变化 ,而是要求变化是在继承最优秀的诗学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目前明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尚未将这些概念区分清楚 。

民主执政趋势与党的执政方式分层创新

执政科学性和执政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两个根本问题,政党的执政方式与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在民主执政的趋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创新必须分层推进,这是基于民主本身的限度、中国对强政府和强公民社会的需要、苏共改革的教训、党在基层执政方式的实践发展等四个方面分析得出的结论。在政治结构的基层应采取“党政合一”模式,在中层应采取“政党监护”模式,在上层应采取“政党引导”模式。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党的执政科学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刘勰的“破体”观

刘勰重视文体的体制规范,强调辨体,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同时,他也表达了颇具层次的"破体"观。他认同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和创新,认为这是必然的、合理的,并提出了"变体""参体""别体"等概念。但刘勰也运用"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词,对那些不合正统、不承传统、破体超"度"的文体进行批评和否定。刘勰对破体的认同与否,最重要的依据与标准是宗经思想。他对诸文体在近代发展的批评,多因他们早已偏离经典的传统。刘勰的"破体"观不单单是他文体论的一部分,更是他深广的文学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论"破体",很多时候都是从文体功能的角度切入的。

《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的歌行与乐府研究

《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是明代两部有一定规模的诗文选集,它们改变以往诗歌选本的作法,把歌行体从乐府诗中分离出来,并从题目、声调和语言等方面对它们的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中国古代辨体发生的文化哲学渊源

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辨体的发生无论从思维方式或概念的发展演变,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哲学的土壤之中。辨体的思维方式和思辨特点最直观、最直接地体现在"辨"字本身上。辨同异、辨源流正变、高下优劣、是非邪正、尊卑雅俗等,是辨体的主要功能和特征。

周邦彦的文体学思想——兼与杜甫、黄庭坚的文体论进行比较

被誉为"词中老杜"的周邦彦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北宋以欧阳修、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体批评兴盛的文学思潮有极大关系。通过辑录检视自宋以来历代批评家关于周邦彦以词为主的文学创作评论文献,可以发现周邦彦的文体学思想较为系统,包括辨体尊体论、破体变体论、以诗为词论、偏长某体与兼备众体论、文体源流论等。这与杜甫、黄庭坚及欧阳修、陈师道的相关文体观都有很大关联,如杜甫"以诗为文"和"以文为诗"的文体观就对周邦彦的"以诗为词"创作理念产生影响,而周邦彦的兼备众体说亦与杜甫和黄庭坚的相关文体集成论等有直接关系。周邦彦的文体论是宋代文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

文体功能:刘勰辨体的重要一面

刘勰重视辨体,着眼于文体功能的辨体是《文心雕龙》辨体批评的重要角度。主要体现在对于功能相近的文体,刘勰既看到了它们的交叉互渗,又往往刻意规范它们的功用,以对之进行相对明晰的区分;还体现在他关注承担原生文体部分功能的新文体,辨析描述其衍生、发展过程。这样的辨体方式,一方面使人们能够迅速地认识各种文体发展的主要线索,及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能反映一些内涵、外延宽泛,或功能复杂的文体不断衍生分化的事实。但同时,也应看到,刘勰有时不免对某些文体描述不够客观、全面,又不免分体过细。

从诗词关系看李清照《词论》的词学意义

李清照的《词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词学专论,是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立足《词论》文本予以探讨,它是词发展的概述和对词人的品评,实际上首次提出了词学研究极其重要的两个问题:词与诗的关系和词的特质问题。基于音律规范来区分诗文和词,词在文体中“别是一家”,指出“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都会损害词的“本色”。基于内容方面的特点,社会重大题材适合入诗,而儿女私情琐事适合入词。把词从诗余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这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也是宋词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切决定了《词论》在词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体制为先与严分体制:钱钟书的“辨体”理论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其《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都有集中体现。他往往在引述历代经典文体文献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独到的文体批评见解和论断。在其文体观念之中,“辨体”这一古代文体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又是其用力所在,主要包括体制为先与亦遵格式、严分体制与得体失体、严于辨体与文体界限三个方面。通过对其著述中相关辨体文献的辑录整理和分类分析,系统地构建其辨体理论批评体系。

品人辨体:南朝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南朝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非常注重品人辨体。品人主要表现为对丕、植的推尊与对刘、 王优劣的论争;辨体主要表现为区分建安文学与其他时代文学、探讨建安作家的渊源以及评定相关 文体的代表作品等。

中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偏于辨分诗词体性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辨说诗词体性之通论的承衍。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的维面上展开了诗词体性之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词作体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辨识。

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

探索古代汉语教学模式的转变对于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树立人生理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教文辨体

教文是我国古代社会地方政府所颁发的地方政令,属于公牍文中下行公文的一种。它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文化的产物。它与其他下行公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教文与令文在字源与字义、写作者的身份和实施的范围与对象、体制以及行文措辞、内容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同时教文与命文、谕文、诰文、诏文等也有异同点。

李维桢诗歌的辨体批评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所录诗作,诸体皆备,七言为最。其中,七言歌行出入三唐,章法多变,挥洒自如;七言律诗在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多以杜甫七律为学习对象,风格大多浑雄壮阔;七言绝句以意为主,声调浑融,善用组诗来表达纷繁思绪及壮阔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