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宋文赋的形成及文体特征

宋文赋导源于楚辞、汉赋,杜牧的《阿房宫赋》开创了新文赋的先河,宋初欧阳修苏轼等人《秋声赋》、前后《赤壁赋》等杰作的出现,则标志着宋代新文赋的定型。宋文赋的特征有三:其一是多用散文句法,句式参差不齐;其二是押韵更趋自由,甚至可以不押韵;其三是以才学、议论为赋。宋文赋即使在其鼎盛的宋代也无法与处于主流地位的律赋抗衡,尔后更日渐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此类赋体偏重"文"的一面,从而打破了"赋"作为诗、文两栖文体的平衡,有失去"赋"自身独立性的危险。

汉代图书编纂活动对中国书籍形态的影响

汉代的图书编纂活动极为繁荣,不仅拯救了先秦文化典籍,奠定了中国书籍的基本形态和编校方法,并且产生了《史记》和《汉书》两部历史巨著和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我国第一批辞书,开创了新的文体模式,镌刻了中国第一版大学教材《熹平石经》,开拓了新的媒体模式。汉代编辑家的突出贡献,对后世图书的编辑工作和图书形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宋代家训的文体表现

家训文化在中国具有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严格地讲,家训有古今两个层面上的定义:今人所说的家训泛指家庭(族)中长辈对晚辈的教诲,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直接起源于家庭产生后亲人之间的口耳相授生产、生活技能的实践;古代的"家训",是家长以"训"这一文体形式来教育子弟,文字是其唯一的形式,直接起源于周代文王训子的《保训》。以现代意义的家训定义而言,宋代的确是中国家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从家训的文体表现形式看,有韵的家训是以诗、词、歌、赋等形式来教育子弟;无韵的家训是以"训"、"铭"、"箴"、"戒"、"规"等散文体形式来训诫子弟。从宋代家训的文体形式中我们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家训这一文化现象,厘清"家训"的起源。

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

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

北宋《西铭》诠释模式述论

围绕《西铭》的诠释,北宋儒者至少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以吕大临为代表的"人道具则天道具"的诠释模式、以程颢为代表的"仁孝之理"的诠释模式、以程颐为代表的"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和以张九成为代表的"心性即天地"的诠释模式。反诸这些诠释者的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之诠释模式的建构与其理论重心转向人道之修养工夫有关,二程之诠释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二人之宇宙论的不同,张九成之诠释模式的提出则关联于其对心体的挺立。然而,他们用一个统领性命题去统摄《西铭》多维度的义理意涵,也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缺点。

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

唐宋是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繁荣时期,唐宋“诱导型”的文化垄断,家训自身的理论化、系统化,印刷术的发展三者促进了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发展;家训文化的源起,社会阶层的半开放式流动,平民化宗法制度的兴盛促成了唐宋家训由下而上的完善,并最终走向繁荣。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体建构述论

中国戏曲学科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戏曲文体思想的系统阐述。它在前代理论成果基础上和西学的影响下,针对长期以来戏曲归类、称名、体貌、源起模糊混乱、戏曲被目为"体卑"等而下之的情况,以明确的文体意识将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而高抬曲体;在研究思路上,探讨"体"的观念并梳理戏曲之"体"的演进;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源、定名、辨体,"考史""建体"两条线索交叉并进,确定了"成一定之体段""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戏曲文体观念,说明"真正之戏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形态和代言体的语言形式、"自然""有意境"的风格特征,最终达到"体制遂定""纯粹之戏曲"的逻辑构建和现实结论。《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史写作的先河,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更发明了戏曲的文体意义,明确了"真戏曲"的文体形态和文体风格,展现了戏曲卓尔不群的风貌,戏曲之"学"由此创立。

话语变迁与概念重塑——从文体角度考察《中庸》升格

《中庸》升格是一场以概念重塑为实质的思想运动。从唐到宋,《中庸》的言说文体依次经历了汉唐注疏体、唐宋论说文、宋人笔记体三种主要类型。汉唐注疏体以"礼"为统,随文释义,不能自由言说概念;唐宋论说文可以自由言说概念,但在经世致用倾向影响下,其话语特征以命题为中心,对概念辨析形成牵制;宋人笔记体为概念重塑提供了最自由且最恰当的话语载体,《中庸》的独特思想价值遂得以凸显。此后,宋代《中庸》言说史呈现出注疏体、论说文、笔记体互补发展的局面,三者的话语特征也在交融中不断变化。从文体角度考察文本、命题、概念,或可成为唐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

古意传久远,动静两相宜——唐宋诗词传播模式研究

唐宋诗词作为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其传播是极具典型性的。作品依托帝王、名士、歌者这几个关键的传播介质,在不同场合和渠道进行着动态的组织、互动与传播,并以题壁、题红、题扇等方式实施着静态的转换、保存与传播。在大量的诗话、词话、笔记和作品等史料的基础上,对不同传播环境和传播介质的特点与效果进行对比,着重分析唐宋诗词的动态创作活动及其由动转静的过程,并试图从通过传播模式的研究,探求其传播规律和方法。

宋代笔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

在笔记体制演变史上,两宋是其丕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较之以往,两宋笔记独立的文学品性更为明显,文体自觉得到增强:独立著述的身份进一步清晰化、固定化;在目录学分类中,由小说类大量划入杂家类,琐杂的内容特征受到自觉关注。其体式亦多有变革:散文性特征明显,创作视域转向日常、当下,实现了从外向功能向内向功能的转变;确立了第一人称限知的叙事方式与史官式叙事模式,表现出"以文为理"的叙事主题思想。它规范着后世笔记作品创作的范式,塑造了后人对此文体的基本认知。

宋四六的文体特征与发展轨迹

宋四六多属应用型文体 ,且多为代言之作。写法上工于裁对 ,多化用前人成句、成语而少用故事 ,又往往以文体为四六。宋初四六犹带唐五代遗风 ,至欧、苏后始锐意革新 ,形成新面貌。南宋后期四六追求纤丽 ,刻意雕琢 ,回复到宋初华而不实的状况。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宋代长江航行方式及港口体系

宋代长江航运的空前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研究者多关注宋代长江航运的繁荣状况,而缺乏对当时长江航行方式的考察。由于长江风大浪急,风向无定,船只航行顺风时虽可使帆,但顺风常少而阻风常多,顺行常可用桨橹,而逆行最稳定的动力是拉纤。长江中下游航行时,为了避开中流的风浪,船只主要选择循岸和在夹河中航行。长江沿线形成了重要枢纽港、州县镇治所港和镇以下小港等三个层级港口体系。长江航行方式的考察有助于推进江船结构和技术、航行群体和航运市场的研究。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

敷演:宋元小说家话本编创方式考论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产生与写定大多有其本事出处和"据事"之源流,其中,敷演是其编创的重要手法之一,其主要方式为:揉合蹊跷古怪的耳目外怪怪奇奇之事以动人,精心铺排、布陈人物情节,使用征引诗词、使砌、转换视角、人物市井化等叙述技巧。宋元话本敷演的方法的运用,开创了话本小说的创作风气,直接影响了明末拟话本小说编创方式的选择。

论宋代的茉莉诗

茉莉花是热带花卉,在中国本土的普及经历了由南向北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宋代咏茉莉花的诗歌作品逐渐增多,南渡时期的贬谪诗人对茉莉花审美价值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士大夫对茉莉青睐有加,形成了月夜享受花香的欣赏模式。

宋人总集编纂的文体学贡献和文学史意义

总集的编纂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密不可分,是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以及文体形态深化研究的渊薮。宋人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成熟,在中国诗文选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宋人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等都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