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轨道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研究

依据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论与系统工程的思想，在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轨道智能交通系统的概念，并对其基本构成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和体系结构进行了研究。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观念构建与价值选择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我国贫困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亟待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分析贫困的主体责任和贫困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梳理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以及"他治"与"自治"的博弈历史,探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基本思路和方法手段,对构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框架并形成科学的观念体系、明确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意义。

“二十四史”《循吏》、《酷吏》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

传统的“二十四史”中有19史载有《循吏列传》,有10史给酷吏列传。循吏和酷吏(特别是循吏)具有十分明显的群体个性特点,即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博学多识、明于礼法,具有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等,而这几个方面正是中国古代监察官选任的基本条件。因而,循吏、酷吏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二十四史”中《循吏》、《酷吏》两列传涉及人物约350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通过君主亲授、吏部铨选、台府辟署,或官员荐举等形式位至台谏,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循吏、酷吏,特别是循吏参与台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皇权的稳固、吏治的清明,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我国《民法总则》成年监护制度改革之得失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成年监护制度,距离世界性的成年监护制度改革运动的立法要求较远,在2012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规定了老年监护制度,缩短了这个距离,取得了一定的立法经验。在此基础上,《民法总则》对我国成年监护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原有的成年监护只限于对精神病人的监护,扩充为凡无法辨认或无法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自然人,均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须设置监护人对其进行保护。特别是《民法总则》规定了成年监护的意定监护制度,建立了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核心制度,体现了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权益的原则。不过,《民法总则》对于成年监护制度必要组成部分的意定监护监督制度没有作出规定,留下了一个制度上的遗憾。

酒困路长意,蹭蹬向谁摅——重读苏轼徐州作《浣溪沙》词

苏轼徐州作《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历来被认为是歌颂劳动者、抒写农村风光并反映作者喜悦心情的名作。笔者参酌史乘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把这首词的创作主旨简单作以上认定并不全面。此词婉曲地表达了作者对王安石变法活动的批判,和在仕途上不得重用的苦闷情。

云南省集体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改革思考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优化限额管理机制,逐步建立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配套、与发展现代林业相适应的林木采伐管理机制。针对现行集体人工商品林在采伐限额管理、采伐指标分配、采伐申请审批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实行森林采伐分类管理,推行伐区资格审查制度和伐区简易设计等对策与建议。

“龙虎榜”与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演进

"龙虎榜"的录取过程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一次代群承传提供了最佳机遇,"龙虎榜"是中唐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承传的一个联接点。陆贽、梁肃等人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的文体文风改革思想,进一步形成了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通过贞元八年(792)的这次科举取士被韩愈等人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了文体文风改革运动的发展高潮。文体文风改革思想的发展从陆贽、梁肃传至韩愈、李观等人已日臻成熟。

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

苏轼与章惇都是北宋的政治家,二人早年交好,章惇曾给予苏轼不少的帮助,在苏轼身处逆境时也能援之以手。后来两人交恶,章惇对苏轼恨入骨髓,直欲置之于死地。究其原因,固然出自章惇的一种阴暗心理,但也与苏轼出言无忌的直率性格有关。苏轼与章惇交恶,也是北宋新旧两党争斗的反映,在这种大背景下,必然会有牺牲品。苏轼和章惇深陷党争之中,不可避免地酿成人生悲剧。

试论苏轼的政治主张及其形成原因

苏轼在嘉祐制策、王安石变法和元祐更化三个时期表现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变化,其政治命运也随之跌荡起伏,分析其中原因,主要包括家学及时代氛围的影响、被科举所累及其本人的忠君爱民思想等。但其所有的政治主张和表现都应归结为忠君爱民的入世精神。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中心

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运动中,苏轼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斗争之中。要搞清楚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的、具体的态度,必须尽量淡化苏轼身上的党派标签,从其具体言行中寻找答案。熙宁二年四月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却注定了苏轼在北宋党争政治中的坎坷命运。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

全方位改革,实现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

乡镇企业的发展差距是造成东、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巨大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了实现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对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全方位改革,为此本文提出了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实行向个人适当倾斜的国民财富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等八项措施。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进士同年关系与党争——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惇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章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系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

苏轼在变法运动中

从对"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和"元更化"的检讨,以及在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比照中,可见出苏轼不随人俯仰、独立无惧的除弊革新的形象,其体现在"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皇皇有忧天下心"和"沉着稳健的改革方略"的三个方面。

苏轼的赏罚观及与其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苏轼认为,赏罚不仅要体现爱民、利民的宗旨,而且要有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有利于人自身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联系考察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他终身坚持改革社会弊端必须要有利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观点,十分重视立足长远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实施赏罚与推行政治改革在维护社会安定、巩固政权和维持共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其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此找到了苏轼赏罚观与其政治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翁同龢“罢退”之原由

在变法风潮席卷中华大地的1898年,支持变法的一代帝师翁同龢却被罢黜,一方面因其所代表的帝党利益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利益互不相容,受到了顽固派官僚后党分子的排斥打击而至;另一方面因光绪皇帝经验不足造成与翁同龢的政见分歧,最终给了后党分子以可乘之机;再次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使李鸿章等人伺机报复了因变法动机不纯而且疏忽大意的翁同龢,导致最终以“揽权”的罪名被罢免。

苏轼变法思想探论

苏轼对待变法的态度存在着前后不一的"矛盾"。从仁宗朝的锐于进取,到神宗朝的敛退保守,苏轼的变法思想经历了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苏轼认为,变法是一项渐进的事业,必须贯彻"相济"思想和采取"持中"策略;变法必须崇"礼"重"德","任人"重于"任法"。苏轼变法思想体现了"尽其自然"的"任情理"宗旨,也有着"自信则惑"的意气用事。苏轼对变法思想的论述,透露着鲜明的文士习气。

抗青光眼术后脉络膜脱离的手术治疗

本文报道12例抗青光眼术后脉络膜脱离的手术治疗,其中男10例,女2例。年龄在46～68岁。施行单一巩膜切开术5例,巩膜切开合并前房形成术7例。术后随访7例,随访时间2个月～7年,效果满意。并对其诊断和手术治疗进行了讨论。

深圳地铁9号线视频监控系统设计方案

基于闭路电视的模拟监控系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但当前兴起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与之相比,有许多优点。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具有高智能性和高可靠性,能提供远程访问能力,视频资料的管理、保存方便,而且可以开发升级。深圳市地铁9号线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提出采用基于IP网络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方案,使数据采集、传输、终端控制实现了全过程数字化,为提高运营效率及降低运营成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