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是否促进了学生自主选科?——基于CatBoost回归树模型的实证分析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旨归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然而现有研究对新高考是否增加了学生的选科自主性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22年“高考改革问卷调查”获取的31656份大学生样本,按70%、15%、15%的比例随机将样本分割为训练组、验证组和测试组,用训练组构建CatBoost回归树模型,该模型通过了验证组和测试组的检验。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高考促进了学生选科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选择权,但学生的选择能力并未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同时,新高考加剧了学生、家长、高中教师的选科逻辑冲突,增加了学生选科焦虑感;从促进学生自主选科视角来看,“3+1+2”模式是高考改革的理性回归,有利于维护高考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行政审批中权力寻租的惩治困境与解决路径——行政法与监察法的交叉视角

行政审批中权力寻租问题既关乎社会资源的分配,又影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既关乎行政法领域,又涉及监察法领域。因此在行政法与纪检监察法的交叉视角下对行政审批中权力寻租的基本特征、种类、表现方式和危害等方面展开“解剖式”分析,探讨三大惩治困境:行政法与监察法衔接难,表现为两法中的滥用职权范畴不一致;监督难,表现为法院的法律监督缺乏处置权限和纪委监委的监督缺乏专业性;预防难,表现为减少利益驱动难和纠正违法犯罪难。针对三大惩治困境,具体的解决路径有:加强立法衔接,将“限制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作为权力寻租违法与犯罪间危害后果的标准,将行政诉讼法中的“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统称为“滥用自由裁量权”;从严惩处,并罚受贿与滥用职权,追究党员的双重责任;减少利益驱动因素,对公正履职的行政审批人员予以政治性、经济性和荣誉性激励,对权力寻租的行政审批人员予以通报曝光。

电子政务系统中的数据交换和共享服务平台设计

该文提出了一种应用于电子政务系统的数据交换和共享服务平台。先给出通用逻辑结构设计,然后通过两个具体实例阐述其应用机制。

有限政府理念下行政审批改革及绩效研究——以浙、豫、渝等省级权力清单为例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是新一届中央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的头等大事,也是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但目前关于省级层面研究较少。论文选取浙江省、河南省和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实施现状及其绩效,探寻行政审批改革的共性规律。研究发现:理念上,行政审批改革初步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呈现出有限、法治、服务和创新的特点;从实施过程和绩效来看,推动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带动了新增企业单位数和投资项目增长,激发了市场活力。据此,归纳出有限政府理念下,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权力分散和"因需施政",导致地方在行政审批清单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差异,还需纵深化和规范化。

“行政审批局”模式存在的问题与破解之道

"行政审批局"模式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审批权相对集中到同一机构的有益尝试。当前此模式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职权划转混乱、责任认定不清以及信息交流阻塞等现实问题,制约了其价值的有效发挥。推进"行政审批局"模式改革,须从法律上明确行政审批局的性质,科学合理地实施职权划转,厘清机构间责任关系,构建统一的审批信息平台。

有权必有责 晒权要晒责——安徽省探索行政权力、责任清单制度

安徽省把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作为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突破口,从确围、清权、确权、确责等10个方面建设权力清单,更是首创责任清单制度。经过审核确认,安徽省在简权和放权上取得了实效,但在清权、确责和非行政审批等问题上仍有改进的空间。文章建议从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快修订行政法规和加大改革宣传力度等方面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后续难题。

“权力清单”的正本清源

"权力清单"作为深化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但事实上,目前各级政府推出的所谓"权力清单"主要是政府的行政审批清单,旨在规范政府的行政审批行为,但不论学界还是各级政府都存在对"权力清单"的误读,把行政审批清单作为"权力清单",把行政权简单化为行政审批权。行政职权是行政权力的具体化,"权力清单"是对行政职权运行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应理性看待行政职权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从法理上厘清行政权力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权力的制约机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法治路径,明确"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清单的法治路径。

问题与思考:基于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文本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法,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2009—2013)项目数据为研究对象,从立项类型、立项数量、立项单位、所属系统和课题指南与研究领域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其研究领域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1)课题指南的科学规划是实现体育强国之梦具体工作的第一步,其科学规划要求课题指南的内容应具备整体性、连贯性和可持续性;(2)研究内容应紧扣社会主体和时代背景,围绕体育强国的体育发展战略目标,注重并追踪立项项目的后续研究,加大应用类项目成果的检验环节力度,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研究;(3)利用好社科院、国家体科所和各省市体科所的各种资源,拓宽研究机构,开展跨学科研究。

社会满意度视域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廉政建设的相关性分析--以天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

过多地依赖行政权力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弊端,导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临着各种挑战。因而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满意度作为衡量政府改革、市场运行、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引起政府、市场与社会的重视。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理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权力制约机制问题,为廉政制度建设提供发展理路、权力监督、利益协调与社会环境等条件。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廉政建设,应采用社会回应型的目标模式,把握权力与权利并重的核心内容,坚持以行政审批和廉政建设自身规律为导向的指导原则,采取健全法律渐进式的路径程序,其关键在于厘定公共领域的边界和满意度评价主体,培育成熟的社会和实现公民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寻求权力制约的途径。

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对宁波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案例的解释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背景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过程。在政府组织内的决策团体主导的渐进改革中 ,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表现为决策团体与执行团体基于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之上的权力博弈。在这个理论视角下 ,本文解释了宁波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案例 ,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若干结论和政策性建言。

试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政治功能

行政审批不仅具有制度的一般功能,而且具备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特殊功能,即政治功能。根据广义政治论的相关原理,行政审批制度具有三个主要政治功能:权力配置功能、经济政治功能和文化政治功能。

行政审批局建设的四维机制:基于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

行政审批局是唯一以放管服改革整体目标为主要职责的政府机构,具有天然改革属性,对于研究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典型样本价值。在试点改革过程中,行政审批局以许可权限集中为前提,有效地推动简政放权、审管分离与透明行政,显著增强了公众的获得感,是与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适应的地方审批部门,是贯彻放管结合、从审批层面促进监管的重要体制突破。基于案例的追踪研究,选取三家国内改革典型"样本",运用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局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实质趋同,主要包括四个基础机制,即高层推动的动力机制、专业化队伍的保障机制、审批权集中的价值实现机制以及"局+中心"的协调机制。行政审批局模式改变了政务服务中心的底层逻辑,初步构建了跨部门审批产生化学融合反应的合法性组织基础。

审查批捕方式的反思与重构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辩审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以简政放权为目的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围绕审批事项精简、审批职权调整和审批流程优化三个维度来展开,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行政审批改革遭遇到结构性的困境,其突出表现为行政主导审批改革的特征明显、立法滞后于改革。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推动型模式后继乏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颠覆了现有的行政审批正面清单管理方式,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定位。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失为走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困境的可行路径。

审批视角下的分级代理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研究

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是由中央政府行使,地方政府只拥有管理权,这种行权方式容易产生权责不明确、地方与中央争利的情况,所以在有偿使用和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应该将分级管理变为部分自然资源分级代理行使所有权的形式。从审批权的角度出发,中央赋予地方的审批权的方式多为"抓大放小"式,以规模为标准的指定许可的模式。这种模式容易架空中央的权力,且不利于明晰权责。在宏观上,中央与地方配合行使所有权的形式应当是将初审和子项交由地方审批的形式,中央在宏观和实质上掌控;在微观上,地方政府要明确所有权行使的部门,建立固定顺序的许可模式;在局部,要建立起以生态的整体性取代以行政划区为单位的实权机关。在监管方面,需要将行权机关和监督机关分离开来,形成横向制约。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下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社会化监管机制研究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工程建设领域的社会化监管作用日益显著。针对目前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的政府监管与市场发展趋势间的矛盾,剖析了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监管现状及实践的发展趋势,提出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社会化监管机制,研究社会化监管机制包含的主体、内容及手段,揭示社会化监管本质是信用规范化动态发展的过程。研究结论可为构建新常态下工程建设市场主体社会化监管模式奠定基础。

教育行政权力下放:演进历程、基本特征与趋势展望——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

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完善国家教育行政体制的关键举措,也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加快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60年来,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下放,经历了起步探索、逐步推进、全面推进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中央向地方教育行政权力转移进程不断加快,地方政府管理教育事业权责不断强化的特点,反映出权力下放历程同步经济社会发展、下放节奏反映教育发展规律、下放方式凸显自上而下模式和下放事项主动回应社会诉求的重要逻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亟需以推动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教育行政权力下放过程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注重上下协同推进、更加突出改革问题导向、加强“放管服”一体化推进,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参与办学的活力。

《水污染防治法》中区域限批制度的几点思考

《水污染防治法》第18条是区域限批制度的规定,它是该法制定时的一大创新之处,在承认其有合理性一面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在"暂停审批"的遣词上,审批主体行权上以及限批对象的救济上存在些许问题,应当进行探讨,以期更好的完善该制度在该法中的运用,对于"暂停审批"应当改为"不予审批"较为合理;审批主体的行权时应注意与地方保护主义做抗争,可借鉴垂直管理的模式;应当赋予限批对象多种救济途径,以减少限批的连坐性。

行政审批权力清单的法治路径

行政审批权力清单作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关乎国家治理问题,而且承载着行政法治建设的重任。目前,各级政府制定的行政审批权力清单主要是清权或放权,缺乏相应的民主程序和监督机制,未对行政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且对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存在误读现象。因此,应理性看待行政审批权力清单的法治内涵及其局限性,从法理上理清行政审批权力清单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构建行政审批权力清单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