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综合改革十周年回望:自由选科与理工类人才培养困境及其破解

2024年是新高考综合改革十周年,这场改革对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自由选科的模式给高校理工类人才培养带来了困境:高考未选考物理、化学造成“教与学的双边痛楚”,进而导致挂科率升高与毕业率降低,以及转专业需求增多与名额限制之间的矛盾。究其缘由在于,逃避物理、化学的功利性选科行为造成学生理化基础薄弱。破解理工类人才培养困境,是一个迂回曲折、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目前来说,高校采取的治标之策包括:开设补习课程;降低专业课程难度,加大学生学习强度;实施分层分类培养及朋辈帮扶等。基于此,回归传统高考文理分科模式的呼声再次响起,同时,通过科学设置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指引,引导报考理工类专业考生同时选考物理、化学也是一种途径。

新高考改革选科的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责任感的中介作用

以X省Y市4所普通高中的883名高一学生为对象,考察新高考改革选科中是否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以及责任感在这一差异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新高考改革选科中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责任感在这一差异中起着中介作用;相较于为自我选科,学生为他人选科时感知到的责任感较小,更倾向于为他人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学生自我选科时感知到的责任感较大,更倾向于为自己选择低兴趣—低难度的科目。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校和家长应深入了解高中生选科现状,树立“远景性”的选科导向,重视学生兴趣与潜能的发掘;科学认识选科责任,各方协同,助力学生合理选科;正视自我—他人选科差异,聚力优化选科决策。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学价值引领——以2023年高考语文(天津卷)为例

通过对2023年高考语文(天津卷)的相关数据及部分试题进行抽样分析,发现考生在作答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试题时存在古代典籍阅读量不足、熟悉程度不高、核心思想理念理解不深、缺乏学习体悟、以机械记忆为主、忽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等问题;提出加大古代典籍阅读量、建立文化教育教学目标、创设生活取向的实践活动情境、设计学习任务带动课堂探索等教学建议。

“3+1+2”新高考选科行为的分化及其功利化释疑

新高考虽然提出科学选科的制度愿景,但实际却出现了与之有出入的个体选择困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基于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分析33位考生的选科行为发现:“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所感知并影响了他们后续的选科构想和选科行为;在学业竞争大众化的背景下,考生选科构想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认知、不同成长经历的考生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差别;感知与构想共同支配考生的亲历选科行为并导致行为分化。据此,对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的认识应从行为学论域转向社会学论域,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家庭可通过影响考生的感知与构想引导考生科学选科。

新高考是否促进了学生自主选科?——基于CatBoost回归树模型的实证分析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旨归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然而现有研究对新高考是否增加了学生的选科自主性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22年“高考改革问卷调查”获取的31656份大学生样本,按70%、15%、15%的比例随机将样本分割为训练组、验证组和测试组,用训练组构建CatBoost回归树模型,该模型通过了验证组和测试组的检验。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高考促进了学生选科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选择权,但学生的选择能力并未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同时,新高考加剧了学生、家长、高中教师的选科逻辑冲突,增加了学生选科焦虑感;从促进学生自主选科视角来看,“3+1+2”模式是高考改革的理性回归,有利于维护高考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考生“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机制及其跨越——基于“3+1+2”新高考考生选科实践的分析

通过对“3+1+2”新高考考生选科实践的分析,探讨其“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机制,发现考生“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并非线性的“从无到有”,而是根植于其前置先见,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受到情景激发——即由学业期望、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构成的前置先见是考生“文理区隔”倾向形成的合理性来源,社会需求、学校引导和他人影响等情景因素进一步激发了前者的指导作用。此外,新高考赋予考生相对自由的选科权利,使部分考生萌发跨越“文理区隔”的力量,凭借成就累积、学业感受交织的主体参与悬置了前置先见,亦弱化了情景因素的影响。研究认为,“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具有普遍性,而考生跨越该倾向束缚的方法却具有异质性。完善高考制度设计的同时,应以考生的主体参与为重点关照,协同发力。

高中生选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广东省某中学6个班级的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行为态度会影响高中生物理、政治学科的选择,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会影响高中生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学科的选择;性别会影响科目的选择意愿;学科兴趣以及个人方面在影响选科过程中比重不高,而成绩排名和选择科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文章提出选科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后续高考综合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新高考制度下家庭背景对高中生科目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2017-2020届高考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科目选考是新高考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为探究家庭背景对高中生科目选择意愿及学业成就的影响,以浙江省2017—2020届新高考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交叉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家庭背景越有优势,学生越容易获得高学业成就。(2)家庭背景对学科选择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经济资本正向影响学习成本较高学科的选择,家庭数理化理念正向影响偏理学科的选择,家庭文化氛围正向影响偏文学科的选择。(3)个人因素如性别和学科成绩仍是影响科目选择意愿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为男生和优绩学生更青睐理科。需出台相应政策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合理进行科目选择,进一步促进教育机会公平。

高考化学试题真实情境的建构:思路、内涵与教学策略

系统梳理国内外几种大型教育评价项目中真实情境的分类,我国高考化学命题可以根据学科特质,构建5种试题真实情境,分别是日常生活情境、生产环保情境、学术探索情境、实验探究情境、化学史料情境,这种真实情境分类与SOLO能力目标分类有着较强的匹配度。以2022年高考化学科典型试题为例,对以上5种真实情境如何实现考查目标、考查内容等的协同发力进行详细分析与论证。这些分析与讨论给中学化学教学带来以下启示:加强教学与日常生活情境的联系,挖掘情境的学科育人价值;利用生产环保情境素材,挖掘其内隐的工程设计思维;精心挑选前沿学术探索情境素材,体味化学创造物质的魅力;深度挖掘教材中的实验探究素材,体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及方法;精心挖掘化学史料中有价值的科研现场,外显科学家创新解决问题的思维。

高考语文学科认知情境的内涵、功能与试题设计

对高考语文情境化试题设计的认知较多局限于社会生活情境和个人体验情境,对学科认知情境试题设计实践缺乏深入研究。学科认知情境关联语文学科本体,涵摄语文学科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及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其在高考语文试题设计中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试题背景材料或任务中,呈现出三重面貌,可区分为纯粹学科认知情境试题和综合性学科认知情境试题,并在任务设计中指向语文学科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或核心素养考查。进一步优化学科认知情境在高考语文试题设计中的运用,能够强化语文学科基础地位,发挥引导教学功能,促进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形成。

人文引领视域下高考科目设置研究

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体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考试科目的设置是其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从未间断。高考科目设置的理论依据是知识的分类,一直以来,我们都沿用将知识分为文、理、工三大类的分类方法。然而,这种分类方法并非唯一。根据不同的标准,还可以将知识分为人文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并且这样的分类更能彰显知识的本质特征。人文科学引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这种分类的必然结论。以此为理论基础,对高考选考科目重新进行设计,或许可以突破现有的较为固化的思维。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新高考科目选择的制度分析

新高考制度下的科目选择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选科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高校、高中学校和学生是4个主要行动者。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基于行动者在制度过程中所处的身份或地位,分析行动者的价值倾向与偏好、信息、控制力、成本与效益、可选择行为等行动情景因素,分析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选科制度下各行动者为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了理性行动,而个体理性行为的集合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结果,非理性结果则促使选科制度的调整与改进。从效率性、公平性、问责制和适应性方面对新高考选科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建立协同治理平台等建议,以为完善新高考选科制度提供参考。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学业自我概念与物理选科的关系研究

为探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学业自我概念与高考物理选科的关系,采用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物理学业自我概念及物理选科问卷对1516名高中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高中生物理学业自我概念和物理选科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均是男生显著高于女生,而一般学业自我概念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2)高中生物理学业自我概念与物理选科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一般学业自我概念也存在显著正相关,物理选科与一般学业自我概念相关显著但较小。(3)控制了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一般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后,高中生物理学业自我概念对选科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建议:关注性别差异,避免选科中的性别偏差;加强学科育人,增加选科中的学科引导;开展生涯规划,多源助力学生科学选科。

高考制度满意度的东西部差异研究——基于高中生高考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2022年开展的“高考改革问卷调查”数据,选取东、西部地区“3+1+2”高考选科模式的15187份高中生有效问卷,通过比较不同地区高中生对高考制度的满意度的基本情况,探究地区差异及影响其高考制度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东、西部地区高中生均对高考制度持基本满意态度,其中西部地区高中生对高考制度的满意度高于东部地区高中生。第二,“高考改革公平性”“高考选科制度”以及“高中综合素质评价”3个核心解释变量对东、西部高中生的高考制度满意度均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影响东、西部地区高中生对高考制度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高中生对高考制度的满意度受“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影响最大;而西部地区高中生对高考制度的满意度受“高考选科制度”影响最大。

新高考数学科目改革何去何从———从文理不分走向“文理略分”

新高考数学不分文理并非新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省市曾采取高考数学不分文理的方式,但皆以失败而告终,其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旧”高考数学文理分科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具有文理分科的制度基础,二是高校各专业对数学的要求不同,三是具有引导中学数学教学的现实需要。当前新高考数学不分文理所遇困境与以往较为相似,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多样化与可选择性是新高考数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既可破解现实困境又符合时代需求。根据新高考数学实行的环境,近期可仿照类似数学文理分科的思路,将新高考数学科目试卷略分为数学(1)与数学(2)两种难度。

新高考选科选考改革的困境与纾解——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视角

新高考选科选考改革是实现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于改革实施者信息供给能力不足与对抗式回应学生非理性选科选考、多级信道传递致使改革信息损耗与外部噪音对改革信息的干扰、学生选科选考确认偏误与选科选考素养薄弱,新高考选科选考改革遭遇了学生个性化发展弱化、学生恶性竞争以及改革实施无序和低效的困境。纾解上述困境的有效之策包括:提升改革实施者的信息供给能力与采用引导式回应学生非理性选科选考;拓宽改革信息传播渠道和净化改革信息供给环境;改善学生选科选考认知方式和发展学生选科选考信息素养。

指向核心素养的文学类文本阅读考生表现评价研究--以2022年高考语文(天津卷)为例

以2022年高考语文(天津卷)的文学类文本阅读为关注点,根据考生水平组划分,对考生文学类文本阅读作答情况的抽样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考生存在阅读体验单薄、阅读手段无序、答题模式“循轨”等问题。从语文核心素养的要求出发,提出唤醒阅读经验,探究文本主旨的深刻性;重视个性阅读,增强文本理解的主动性;提倡多元评价,强化学科育人的有效性等教学建议。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高考科目设置政策变迁研究

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科目设置政策变迁大体上可以概括成三个主要阶段:“文六理七”和会考基础上的“3+2”模式阶段;以“3+理综(文综)”为主流的“3+X”模式阶段;新一轮高考改革中的“3+3”和“3+1+2”模式阶段。这些科目设置政策的变迁,涉及和影响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高考科目设置的变革都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政治源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能够单独地促成政策之窗的开启。基于此,为了教育更加契合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未来高考科目设置政策变革既要聚焦高考科目设置的现实问题、重视政策源流的“软化”作用,又要重视国家重要战略的引领作用。

高中生选科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的样本分析

新高考方案赋予学生选择考试性科目的权利,同时也对他们的选择力提出了要求。通过对第三批新高考试点省份之一的广东省部分高一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决定学生选择科目的首要因素是重要他人的意见——包括家人、亲朋和教师等;其次是机会因素,包括未来职业和专业的需要等;最后则是体现自身优势和兴趣等的个人因素。可见,学生选科过程中受他人影响较大,自主选择能力不足。基于此,提高学生科目选择能力成为当务之急。建议建立系统的选科指导体系:其中,学校需要打造选科指导课程体系,提升学生整体选择力;政府需要构建学生选科服务体系,提升教师和家长等重要他人的指导力。

“三校生高考”英语学科的教学现状、发展趋势与优化路径

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考试评价方式的“职教高考”,是对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衔接中培养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基于云南省“职教高考”制度的改革背景、指导思想和教学要求,拟对中高本一体化衔接背景下云南省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三校生高考”的英语学科教学现状及考试分析、“职教高考”英语科目的改革发展趋势、英语学科教学的优化路径以及英语学科的复习策略进行分析和探索,以提升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衔接背景下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即语言交际能力、语言文化素养、语言思维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有正确价值观、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优化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衔接中职业英语的教学,充分发挥英语学科在中高本衔接中工具性及人文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