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探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机制。采用手机依赖量表、社交焦虑量表(IAS)和Campbell幸福感量表对江苏高校大学生进行施测,收回有效问卷598份。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2)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社交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社交焦虑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社交焦虑在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由此可见,手机依赖不仅可以直接导致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降低,而且也能够通过导致社交焦虑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特点及其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选取本科大学生4000名,采用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MPAI)、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及主观幸福感量表(SWB)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手机依赖者1420人,占37.9%;手机依赖组的PSSS总分及各因子得分、SWB总分及各因子得分(除消极情感外)均低于非手机依赖组(均P<0.001);回归分析显示,M PAI各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均有负向预测作用,PSSS各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正向预测作用;中介效应检验显示,PSSS及各因子在M PAI与SWB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例依次为24.89%、16.11%、17.33%、17.78%。结论: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密切,手机依赖既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又间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大学生手机依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调查了河南省某高校在校学生411人。结果显示:(1)手机依赖显著负向预测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预测了主观幸福感。(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手机依赖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手机上瘾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上瘾是一种普遍的状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手机的普及，手机上癌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对于手机上瘾的研究仍进展不深。本文首先总结了近年来对于手机上瘾的研究进展，分三个研究方向一一阐述。通过对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分析，揭示此项研究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该领域日后的发展方向。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和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采用手机依赖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对20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2)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主观幸福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认知失败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以1953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认知失败问卷、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进行测试。结果:①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r=-0.70,P<0.001),与认知失败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r=0.62,P<0.001;r=0.54,P<0.001);主观幸福感与认知失败和手机依赖均显著负相关(r=-0.57,P<0.001;r=-0.46,P<0.001);认知失败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r=0.54,P<0.001);②主观幸福感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具有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7,占总效应的11.86%;③认知失败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具有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5,占总效应的25.42%;④主观幸福感与认知失败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9,占总效应的15.25%。结论:神经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手机依赖,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和认知失败间接作用于手机依赖。

主观幸福感对手机依赖的影响:自主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主观幸福感、自主支持、自尊和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关系,采用教师自主支持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自尊量表和手机依赖量表对1912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自主支持和自尊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三者与手机依赖均呈显著负相关;主观幸福感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还可以通过自主支持和自尊间接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自主支持与自尊在主观幸福感与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揭示了主观幸福感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预防和干预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效指导。

主动性人格影响某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

目的探讨大学生主动性人格、手机成瘾、低头行为、拖延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今后科学干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主动性人格量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低头行为量表、简版一般拖延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某高校843名本科生进行调查,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bootstrap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共843名本科生,其中男生110人,女生733人;年龄16~24岁,平均年龄为(19.84±1.54)岁,主动性人格均分为(5.01±0.85)分,手机成瘾均分为(2.63±0.66)分,低头行为均分为(2.68±0.64)分,拖延行为均分为(2.77±0.58)分,主观幸福感均分为(10.47±2.38)分。主动性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r=0.482,P<0.001),与手机成瘾、低头行为、拖延行为均呈负相关(r=-0.208、-0.191、-0.243,P<0.001);主观幸福感与手机成瘾、低头行为、拖延行为均呈负相关(r=-0.158、-0.183、-0.240,P<0.001)。主动性人格积极预测主观幸福感(β=1.232,95%CI[1.062,1.401]),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5.3%;拖延行为在主动性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043,95%CI[0.014,0.08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1%;手机成瘾、拖延行为和低头行为在主动性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β=0.020,95%CI[0.006,0.039]),链式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6%。结论主动性人格既能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降低手机成瘾,进而减少低头行为和拖延行为,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各界应重视大学生主动性人格的培养,同时帮助其减少不良行为习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