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porate Governance Intelligence： Minority Shareholder＇s Aspects （Evidence From Ukraine）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telligence system investigation as the part of the complex stakeholder-related approach to the corporate strategic intelligence system （CSIS）. The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activism in the syste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ome existing methods of abusing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made by joint-stock companies executives, are generalized.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protection are given. The necess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keholders-oriented approach for the CSIS creation on the base of companies＇ security principles is substantiated.

新《公司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的展开

面对公司立体式发展而产生的权利扩张现象,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引入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旨在解决子公司诉讼能力丧失问题并提供有效救济。当子公司遭受内部或外部侵害,子公司与母公司均不能或怠于起诉时,母公司股东可以提起双重代表诉讼。在双层制下需要向子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单层制下则由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前的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将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限定于直接或间接的全资母子公司,应当将其适度扩张至绝对控股母子公司及部分相对控股母子公司,并在前置程序中增加股东请求回复规则。同时,对于母子公司控制关系中隐藏的权利滥用问题,股东双重代表诉讼与其他公司法律规范存在衔接适用的空间,应当注重制度联动效应,以防止母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或者母公司中小股东滥用诉权。

监管型小股东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2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试点的研究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投服中心对公司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监管型小股东,投服中心持股行权降低了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进一步地,投服中心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媒体报道较少时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改善,产生了信息效应;投服中心行权引起媒体和监管部门的关注,可减少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提高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发挥出治理效应。

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市场稳定——来自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试点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试点政策的实施,实证检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如何防范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平均下降15.997%~21.833%,并证实结论是稳健可靠的。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越大、企业诉讼风险越高以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和法治环境越好时,试点政策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治理水平两个渠道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本研究为完善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实证参考价值。

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与资产误定价

本文以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上市公司差异性互动测度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水平,探究其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差异性互动显著提升了资产误定价程度,且主要表现为股价高估,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是作用机制,这表明缺乏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会增加资产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意见交流能力、关注度和互动规模等中小投资者特征显著影响投资者差异性互动与资产误定价的关系。投资者差异性互动引发的资产误定价会损害正常融资活动与市场经营效率。研究结论对规范互动式信息披露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创新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缓解——基于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证据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是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领域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以2013—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整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问题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治理效应是通过发挥威慑作用、公司治理作用和信息治理作用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投服中心采用网上行权方式、应对过度投资问题和对非国有企业或两职分离公司持股行权时,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中小投资者保护和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对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监管型小股东持股的未预期效应——来自年报可读性的证据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对公司年报文本可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区域的公司,投服中心持股试点区域的公司在试点之后降低了年报文本可读性;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以上结果主要出现在非国有性质、股权制衡度较高、管理层领取超额薪酬、控股股东掏空程度较高以及股吧讨论度较低的公司中。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投服中心持股后,公司内部人出于自利动机而实施了监管规避行为,策略性降低公司年报文本可读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投服中心持股的未预期效应,有助于全面认识和评估投服中心的监管效果,也有助于未来进一步完善投服中心的治理职能,对于证券监管实践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明确股东压制的产生条件、本质和侵害客体,宜将股东压制定义为“股东滥用表决权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的规定存在不足与进步:第二十一条股东压制一般性救济规则难以适用且提供的救济措施单一;具体救济规则中,广大受压制股东始得请求公司收购股权以退出公司,但股东压制情形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明,司法解散请求权规则无法适用于股东压制救济。进一步完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首先应于法律解释层面确立股东压制概念,使一般性救济规则发挥认定股东压制和统筹救济规则的主要作用,而后针对性完善具体救济规则:明确股东压制情形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取消股权收购请求权规则中滥用股东权利主体的限制,增加收购主体,删去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形;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包括股东压制。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双重股权制度与中小投资者现金股利——基于中概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重股权制度使企业创始人免除了控制权市场的威胁,同时也容易诱发其自利行为,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以2008—2018年中概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现金股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与单一股权制度相比,双重股权制度并未给中小投资者带来更多的现金股利,其原因主要为权利滥用导致的资金占用问题。异质性分析显示,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负向影响效应在自由现金流充足和管理者权利较大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创始人具备的管理者能力可以正向调节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股利获取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双重股权制度本土化的相关文献,为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4~2022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股东大会有关债券发行议案的中小股东投票数据,深入探究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主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可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减轻代理问题,从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本文不仅检验了中小股东在债券市场上的治理作用,同时也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基于股权比重的企业集团内母子公司之间信用风险传递研究

近年来,企业集团成为各商业银行争相贷款的对象。但是,一些大企业集团相继出现财务危机,给商业银行造成了巨大的贷款风险。由于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存在以股权为主要联结纽带的关系,导致母子公司之间的信用风险传递更加紧密,从而增加了评估企业集团信用风险的复杂性。本文在结构化模型的框架下,首先分析母子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比重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母子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比重之间的联系,分析母子公司之间信用风险传递与它们股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一个股权比重,使得母子公司之间信用风险传递的可能性最大。

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平均私有收益水平为18％左右，与新兴市场的国家相近，但明显地高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法律制度、公司规模、公司盈利状况、负债融资比例及结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都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而行业保护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都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民族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区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以云南梅里雪山雨崩藏族社区为个案研究

我国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市场潜力巨大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有其积极意义。然而,仅仅依靠社区自身力量主导旅游发展,运行中隐藏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暴露出来,而地方政府出于对整体经济利益的考虑和外来企业对市场情景的良好预期意味着以政府和外来企业为代表的外来利益主体介入有其必要性与必然性。面对外来利益主体的介入,什么样的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模式是适宜的?能够在维护社区利益的同时,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云南梅里雪山雨崩藏族社区旅游发展的个案剖析来揭示上述问题。

现金股利政策:法律保护的结果还是法律保护的替代——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与LLSV横向研究不同,本文从纵向检验了现金股利法律保护替代模型与结果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首先,纵向分阶段的回归分析和差异检验表明:两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法律保护较弱的阶段,法律保护替代模型具有一定的适用性,随着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法律保护结果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更有解释力。其次,检验了我国交叉上市公司与无交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差异,进一步证明了现金股利法律保护结果模型的适用性。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现金股利支付率与每股收益显著负相关,与增长机会不具有显著负相关性,说明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不是根据盈利状况和增长机会做出的。

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影响研究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企业集团中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越高,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倾向性和支付水平越低;第二,相比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负向影响相对有所缓解;第三,进一步从市场价值的角度扩展研究,发现子公司少数股权占比的提升会损害企业现金持有价值。本文为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增强集团内部管控和治理以保障自身现金分红能力提供了重要启示。

信义义务下的美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由于封闭公司的异质性,多数决原则、集中控制、商业判断规则等传统的公司规范不适宜于封闭公司。为此,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不断修正和调整信义义务规范,通过宽泛地适用信义义务规则,课以公司控制者更严格的信义义务要求和标准,加重其信义义务责任,甚至类比适用合伙原则,给予小股东,特别是小型封闭公司小股东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值得我们借鉴。

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支持发生机理与效果研究——基于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

选取我国集团属性的62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连续5年所形成的3130组平衡面板数据对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支持发生机理及其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集团公司对子公司控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内部资金支持;集团内部资金支持会对子公司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集团内部资金支持在集团公司控股比例与子公司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本文还探讨了子公司风险倾向在集团内部资金支持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风险倾向越高的子公司,集团内部资金支持对子公司绩效促进作用越强。

母子公司关联度与子公司审计师选择——基于股权制衡的调节效应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母子公司关联度与子公司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股权制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较为重要且与母公司关联度较高的子公司在选择审计师时,更倾向于选择本地事务所,即审计师选择更具地域敏感性;当子公司具有较高水平的股权制衡度时,与母公司关联度较高的子公司倾向于选择具有较高声誉的事务所,即更具声誉敏感性;子公司实质型股权制衡对于审计师选择声誉敏感性的调节效应显著优于形式型股权制衡。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受信义务的引入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上大量存在的控股股东通过截留、挪用等行为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和利用非公允关联交易、操纵公司重大决定等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以及一些行政规章虽然对此有所规制,但规制大多集中在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上,而对操纵董事会及公司高管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追究明显不足。本文认为,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受信义务,可以弥补现有法律对控股股东规制不足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