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我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研究热点及演化趋势分析

[目的]全面了解我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研究的发展现状及演变趋势。[方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数据来源,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补奖”“草原生态补偿”“草原补偿”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限定于2000—2022年,检索范围选取北大核心期刊、CSSCI期刊论文。采用CiteSpace(6.2.R4)软件对筛选到的301篇该领域文献的发文年度、来源期刊、作者分析、研究热点进行研究。[结果]①从研究现状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的相关文献发表从2007年开始,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干旱区资源与环境》《中国草地学报》《黑龙江畜牧兽医》是发文量前三的期刊;靳乐山、周升强、巩芳3位作者发表文献数量较多,均为11篇;不同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表现为以单位为团体的合作模式;不同机构之间合作关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跨区域不同机构之间连线较少,合作关系较弱。②从研究热点来看,关键词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策的补奖标准和补偿对象,对应的关键词有“补偿机制”“奖励机制”“农牧民”“牧户”等;第二类是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目前研究者构建评价体系主要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展开;第三类是政策实施效果。有研究者以牧民为切入点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也有研究者从草地生态方面进行评价。③从研究热点演进来看,初期的热点是“草地”“生态补偿”“补偿机制”“奖励机制”,侧重于探索如何补偿和奖励方面,2010年前后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政策本身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给予建议,近些年逐步转移至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结论]国内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的相关研究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研究成果能为政策实施提供科研支撑和参考。

新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和生态修复工程效益分析

【目的】新疆天然草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近年来,由于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草地发生严重退化,过去十年,新疆落实了第一轮、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21年继续落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方法】本文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和草原生态恢复工程实施效果入手,通过比较第一轮(2011-2015年)、第二轮(2016-2020年)和第三轮(2021-2025年)2021年和2022年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植被盖度和鲜草产量的不同变化趋势,以及比较2021年和2022年草原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植被盖度和产量的变化规律,评价分析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和草原生态修复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结果】草原群落盖度和植被鲜草产量整体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草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草原退化速度明显降低,草原生态逐渐恢复,持续恶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新疆草原生态保护及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结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和草原生态恢复工程等草原重点生态保护性项目工程是利民惠民之举,有必要继续实施。

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响应

【目的】通过2011年、2016和2021年草原植物的调查研究,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揭示植物群落特征动态变化规律。【方法】以新疆巴里坤县温性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数学分析法进行系统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整体呈现升高的趋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加固温性荒漠草原主要植物群落优势地位更加明显;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结构并未达到稳定状态,仍然处于变化之中。【结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植物群落正向演替起到了积极作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未使西北干旱内陆地区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达到顶级群落。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草原生态补偿: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和依据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周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述"草畜平衡奖励"对于后续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地调研,对草畜平衡奖励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研究结果显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草畜平衡的实现包含了两种活动类型,一种是原本超载的地区和牧户通过减畜来实现草畜平衡;另一种是原本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避免出现超载的情形,两种活动类型需要区别对待,前者的补偿是必须的,在一定的政策设计下,后者的补偿不一定是必须的。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产生了错误瞄准的问题,难以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超载程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不能单独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与草场承包面积相结合才能综合反映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并不是鼓励超载这种现象,而是为了超载主体能够实现有效减畜所做出的合理补偿。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与评价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青海省牧区455牧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对政策评价影响。研究表明:(1)政策内容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内容认知提高1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高0.21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高0.175个单位。(2)政策执行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执行认知提升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升0.283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升0.18个单位。因此,应加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宣传,规范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程序,提升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以此调动牧户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下牧区半牧区的牧业生产及牧民收入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对中国牧区半牧区的作用影响,本研究分析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前后,中国牧区半牧区的牧业生产、牧民收入的变动情况。结果显示,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区的牛出栏量及牛肉产量基本稳定,羊存栏量、羊出栏量、羊肉产量、奶产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牧业收入、牧业收入比重呈持续增加态势。最后提出要进一步转变牧区牧业生产方式,逐步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的配套政策等建议。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畜牧业规模化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DID实证模型,重点研究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对传统的养殖方式形成巨大挑战,从传统散养向适度的规模化养殖过渡是未来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该政策的持续推进和绩效考核机制的不断完善,畜牧业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呈逐年递增趋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正面效应逐步凸显。中国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程度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此外,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人均可利用草场面积、种畜场数量及技术人员人均服务出栏数量等变量对畜牧业规模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林牧渔就业人数比重、各地区旱灾成灾面积对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相关扶持政策和用于扩大再生产资金情况等变量虽然不显著,但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有助于全面分析中国畜牧业养殖规模化的影响因素。

农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评价与期望——基于内蒙古等6省区绒毛用羊养殖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内蒙古等6省区绒毛用羊养殖户问卷调查数据,应用统计性描述分析方法,分析农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认知情况和满意度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仅有半数的农牧户对政策有所了解,相关扶持政策的获得比例不高,但是获得奖励的农牧户对政策的满意度较高。根据农牧户目前的养殖困难及政策期望,提出继续加大补奖政策宣传力度和执行力度,提高种公羊补贴水平并扩大政策覆盖面,研究制定绒毛最低保护价格政策,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牧户草畜平衡调控行为研究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和苏尼特右旗三个旗(市)为例,分析了补奖政策实施前(2009年)、后(2014年)草畜平衡区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揭示牧户的草畜关系调控途径,解析不同牧户对草畜关系的调控策略,分析草畜平衡率变化以及补奖政策实前后牧户收入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牧户通过调控牲畜数量、经营草地面积和饲草料购买量三个主要途径调增了载畜率,超载程度有所增重;牧户家庭收入有所增加,除了补奖资金对收入增加的直接作用外,牧户仍将过度利用草地的经营决策行为作为维持和提高其收入的主要手段。最后,剖析了生态补奖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从生态、经济与社会三方面构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多指标综合评估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权重,评价2015-2018年青海省海北州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结果表明:2015-2018年青海省海北州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基本实现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双赢的目标,成效显著,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存在显著差异,政策仍有调整和改进的空间,包括解决管理职能交叉、提高基层管护能力以及动态调整补偿标准和政策实施时限等。

补奖政策实施、肉羊价格波动对牧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11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

本文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肉羊价格波动双重背景下的牧民收入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肉羊价格波动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创造最高收入是牧民生产决策的核心;肉羊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牧民生产行为,与牧民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政策的激励作用存在阶段性,激励程度与肉羊价格的变化趋势相反;牧民的"惜卖"行为使其面临巨大的金融负债危机,后续发展容易进入盲区。因此,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要与市场机制挂钩,才能实现显著的激励作用,促进牧民生产行为的转变,保证牧民收入稳定。

基于草原生态保护视角的减畜补贴

我国90%以上的草原已退化,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虽然采取的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草原退化,但产权制约、监理执法困难、政策手段单一以及忽视牧民增收还是目前退化草原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提出减畜补贴的观点:给予小牲畜(绵羊、山羊)50元/只、大牲畜(牛)600元/头的直接补贴,同时给减畜牧户家庭每人200kg基本生活口粮和燃料补贴、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补贴和灾害保险补贴,做到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同时促进牧民增收。

我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效应评价研究进展

草原补奖政策旨在维持草地生态功能,促进牧民增收,是当前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依照政策的主体思路,梳理已有的政策效应评价研究,并对我国草原补奖政策做出总体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草原补奖政策存在制度体系缺失以及补奖标准偏低等问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程度存在区域差异,补奖资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民收入但对牧民减畜的激励作用有限。自2010年以来,我国草地生态恢复总体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局部区域效果不佳。未来的研究可适当聚焦于草地生态功能恢复产生的经济效益,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覆盖更广泛的政策试点区域,探明政策启动以前的牧民生计、草原生态基线值。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牧民收入影响探析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其以补贴和奖励的方式鼓励牧民参与草原生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牧民的生活水平。以内蒙古阿巴嘎旗、阿拉善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探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对牧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建议未来根据价格变动调整补贴方式与金额、加强活畜收购价的监督和规范,来推动牧民收入的增加以及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基于两轮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实证研究——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为例

基于牧民对第一轮和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简称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两轮政策的满意度,运用描述统计法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牧民对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牧民对第二轮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有所提高,总体满意度提高16.2百分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的牧民对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差异;补贴金额、牧业收入、草料支出等对政策满意度评价有显著影响。

新疆草原生态奖励补助政策实施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19年对新疆呼图壁县入户调研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效果及其影响。调查结果表明,新一轮草原生态奖励补助政策实施后,草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牧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牧民对奖补政策实施满意度较高,但在全面推行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时,仍需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研究结果可为补充和完善草原奖补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依据。

边疆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态度分析

基于内蒙古边疆牧区9个典型牧业旗县获取的449个牧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类型样本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愿意继续参与的牧户占比更大,不同类型牧户补奖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禁牧型牧户的放牧行为限制较多,对牧户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带来较大消极影响,该类牧户对现行补奖政策的接受度较低。草畜平衡型牧户对草场的依赖程度与禁牧型牧户相比有所减轻,牧户对于补奖标准的公平性评价越高,牧户拥有的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牧户越愿意继续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因此,建议健全牧户补奖参与机制,多措并举提升牧户畜牧业收入和非牧收入,完善补奖配套机制以提升禁牧户福利水平。

阿拉善左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从阿拉善左旗生态补助奖励政策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出发,分析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2013—2015年)至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2016年)的实施对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及其原因。结果表明:由于实施草地生态补贴激励政策,草地、禁牧和耕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吻合阿拉善左旗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注重生态保护,认真落实生态补奖政策。并且,农牧民的生产方式有了转变,在政府正确政策的引领下,由原来粗放、落后型生产方式(天然放牧)向集约、规模型生产方式(舍饲圈养、蔬菜大棚等)转变,生产投入减少,但整体来看阿拉善左旗依然以牧业为主,农牧户、打工人口比重增加。农牧民家庭收入均有提升,家庭支出整体上生活性支出的比重较大。对农牧民意愿的分析表明:满意程度与家庭平均收入成正比。随着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农牧民对补奖政策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也逐年提高了。2016年60%的农牧民愿意实施草生态补奖政策,对推动生态补奖政策的继续实施有一定的助益。

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的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文献数据(1992—2021年)

[目的]分析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研究现状并探析前沿趋势,为未来研究提供思路借鉴。[方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数据检索源,利用CiteSpace软件对1992—2021年共315篇有效样本文献的年度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从2007年开始,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研究领域的年度发文量迅速增加,并在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相关文献量有所回落,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宁攸凉、何友均是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团队合作的网络已见雏形,刘天明团队与其他团队相比合作较为紧密;机构之间也存在较多的合作,但局限于一定的地域和学科范围内,尚未形成深度合作关系;当前中国草原生态保护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畜牧业、草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结论]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未来研究应在草原生态修复治理以及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等方面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