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年初行科举,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古注疏”,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三年后罢废科举,主要采取荐举方式取士,这与明初复杂的政治情势有关。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与永乐时期颁行三部《大全》作为科考文本依据相比,明初科举葆有较高的学术品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晚清广东科举考试枪替之风初探

晚清科举考试中枪替风气盛行,但各地又存在着差异。在广东,“文风颇盛,弊亦最多”,地方政府和社会人士为防范科举考试中的枪替现象,采取了种种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科场舞弊的泛滥,然而因科举制度自身的缺陷和闱姓赌博的影响,又使这些努力付诸东流。

论朝鲜王朝文科及第者的结构性特征

“国朝文科榜目”是综合记录朝鲜王朝文科及第者名单的写本类史料,经韩国学术界的努力而成功实现了数字化,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还一直深受学术界的重视。朝鲜王朝文科及第者的结构性特征可以在系统梳理“国朝文科榜目”的史料特征和数字化情况的基础上展开剖析:一方面,朝鲜王朝的文科及第者之中,来自地方儒生数量不断增加,呈现出“开放”的性格;一方面,就政府任命官员人数居住地分布占比而言,“汉阳人”始终垄断着政府的重要职位,“封闭”式的格局依旧延续。这一结构性的特征彰显出了科举制度取士与政府要职任命之间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