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探索——基于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史料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孕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基因。党在中央苏区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山-林-水-田”是相互影响的共同体的理念,提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森林培育是农业的基本要素的论断,带领根据地军民兴修水利、广植树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识,提出森林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并形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只能遵循必然的规律。党的早期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基因对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经济、环境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地域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中心地及其扩散域

中心地理论与经济地域系统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契合与互馈,经济地域系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对理解和认识中心地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分工与联系是经济地域系统理论和中心地理论的重要理论契合点,中心地系统无论是概念内涵还是运行机制都是属于经济地域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经济地域的一般属性,同时具有动态性特征、等级性和尺度差异特征、圈层异质性与多向性特征、重叠与嵌套特征、再集聚特征等。中心地系统作为具有复杂性的地域经济系统,在条件变化下,会呈现出扩散域的重叠、嵌套、轮空、扩大、再集聚等多种空间层次变化特点。

陕西关中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有效地改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为政府部门制定与之相关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调研数据,运用次序Logit模型对当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就业是否得到保障、自己或在世最亲近老人养老是否得到保障、失地后家庭收入是否减少、失地面积比例和土地补偿金补贴金额等因素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较显著。2)提出包括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合理补偿失地农民,土地确权使土地补偿价格市场化,加强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土地入股分红帮助失地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成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管理委员会等促进改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建议。

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规律的重要内容。基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值逻辑回归模型和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对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户打工地主要集中于省城、深圳经济特区、乡镇和地级市,而在县城打工的人较少;农户对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的选择与打工距离密切相关;家庭代数、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关系网络是影响农户打工地城镇规模类型选择的重要因素。

几种草坪草的引种栽培试验研究

通过对引种栽培的 8种草坪草的物候期、覆盖度、再生速度、品质特性及抗逆性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和综合评价 ,筛选出适合北方温带环境条件下栽培的几种优良草坪草品种——新哥来德 Poa pratensis cv.Nugtade 、枪手股 P.pratensis cv.Blue Chip 、午夜 P.pratensis cv.Midnight 、帕特 Agrostis tenuis cv.Putter 、贝克 碧西 Festuca arundinacea cv.Plxie 等 .

中国区域中心城市沈阳、武汉中心性与扩散域对比研究

通过构建中心地中心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SPSS18.0因子分析方法抽取了6个主成分对中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沈阳和武汉的中心性进行了综合测算.引进日本"时距圈"的概念,根据中心性综合得分值构建中心地的"时距圈"测算公式,利用Arc GIS 9.3平台使用Kriging插值法测绘出沈阳、武汉的扩散域空间表达图.结合规模指数、经济增长率指数对比分析了沈阳、武汉在地方、大区、全国的中心职能,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尺度预测了其中心地扩散域的辐射作用以及未来中心地位的变化趋势.

关中地区耕地压力指数分析及预测

为了了解关中地区的耕地利用状况,给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提供参考依据,运用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分析了该地区1990—2009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情况及成因,然后对2010—2020年的耕地压力指数进行预测。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关中地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波动减少,但因实际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速度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速度不同,耕地压力总体呈波动状态,最近2年有下降趋势。预测表明,科技投入对减少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的作用大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减少实际人均耕地面积的作用,2010—2020年关中地区耕地压力指数将逐渐减小,但始终大于1,耕地仍存在压力。

关中地区古代陵墓的类型、地理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关中地区古代墓葬数量众多,依据葬者的身份,可分为帝王陵与陪葬墓,历代将相名人墓葬等类型。关中古代帝王陵的营造形式有"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按建陵时间跨度分为华夏始祖陵寝、先秦王公陵、统一王朝帝陵和分裂割据政权王陵等类型,其地理分布具有片状、带状分布及点状散布等特点;陪葬墓主要依附帝王陵在特定区域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历代将相名人墓葬以散点状分布为主。影响关中古代陵墓选址及其空间分布的因素:一是都城区位,二是风水观念、追求皇权威严和博大气势;三是墓主人籍贯;四是历史事件发生地与名人生前活动地。对关中地区绚烂丰富的古代陵寝文化与帝陵遗产资源,应该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研究,以便发挥其"古为今用"之效。

关中灌区小麦赤霉病流行的农业气候分区

依据关中灌区１９个气象站１９６１～１９８９年４～５月平均气温、降水量、≥５ｍｍ降水日数及相对湿度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了偏湿区和偏干区。偏湿区主要包括中西部的长安、户县、周至、兴平、眉县、武功、扶风、岐山、凤翔、蓝田等１０县，其农业气候特点为降水多、湿度高、温度较低，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区。乾县、礼泉、泾阳、临潼、渭南、华县、宫平、蒲城、大荔等９县为偏干区，其农业气候特点是降水少、湿度低、温度较高，是小麦赤霉病的偶发区。

定靖中部地区地下水质量与分布特征分析

以2013年在陕北定靖中部地区采集的62组地下水水样的全分析测试结果为数据基础,分别用单指标评价法、内梅罗指数评价法、层级阶梯评价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地下水进行质量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加权平均,以期得到更加可靠的质量评价结果,旨在为该地区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依据。评价结果显示,Ⅰ、Ⅱ、Ⅲ、Ⅳ、Ⅴ类水所占比例分别为3.23%、11.29%、9.68%、24.19%、51.61%,约75%的地下水不适合直接饮用;该区地下水质量较差。水质整体分布规律为:东北部沙漠—平原地区水质较好,西南部黄土丘陵地区水质差;在局部,油气井开采较密集和芦河周围地区水质较差,说明原生环境和人类活动是造成该区地下水质量差的两个主要原因。

关中灌区小麦赤霉病预测的初步研究

根据1977～1985年关中灌区西部的小麦赤霉病的病情和气象资料,经电子计算机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11个适于该地区小麦赤霉病流行的“最佳”预测方程,分别用于中、长期或短期病情预测。其中6个方程采用气象因子的实测值,5个方程采用其预测值。用历史资料的检验和初步试用,表明这些预测方程具有一定的灵敏性和可靠性。

川陕苏区政治治理体系探析——与中央苏区之比较

川陕苏区并未严格按照中央的规定创建地方苏维埃治理体系,存在地方苏维埃权力机关和职能部门名称不统一、政治治理体系结构层次不一致等情况。川陕苏区政治治理体系的建构有两大特点,一是实行五级制的治理体系结构,村级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建立和"十家代表"制的实行,使得广大川陕农民切实地参与到了民主政治之中;二是扩大社团的权能与话语权,尤其是贫农团权能的扩大,使得川陕苏维埃政府的权力运行时刻处于广大农民的监督之下。

河洛关中的地理人文与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

黄河、洛河及其支流水系把河南和关中连接起来 ,使这一片地区成为传统中国政治的轴心带。探索西晋“八王之乱”发生的历史背景 ,除了应当考虑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和冲突之外 ,也要重视两京所在的地理状况、交通条件、军事形势以及周边的民族布局。实际上 ,“八王之乱”的发生 ,同这一带历来是宫廷角逐焦点和战争多发地段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陕西关中农村新民居的绿色建构

陕西关中农村新民居依据建造方式可分为自建和统建两类,普遍存在室内热环境较差、运行能耗高、空间浪费、功能不足等问题。基于民居绿色建筑技术对现有民居提出相应的改造思路,在围护结构保温与密闭、自然通风、采暖方式、太阳能与雨水利用等方面采取措施,并对优化设计下的民居进行DeST-h模拟分析,通过模拟、实测的对比分析,探究了农村民居的绿色建构方法。

七十年来革命根据地刑事法制研究述论

刑事法律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七十年来,学界从根本法、实体法、程序法等方面对根据地刑事法作了大量的研究,并整理、辑录了数量可观的根据地刑事法律文献,形成了刑事调解、典型案例研究等诸多热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续推进和深化根据地刑事法研究,需要更注重体系性、动态性、反思性、理论性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升理论品位,为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智识资源。

隋炀帝与江南

杨广(隋炀帝)以军事手段辅以文化战略抚定了江南,并以江南为基地实施了夺宫计划,在登基后又为发展和控制江南作了许多努力,最后欲避难于江南再图天下不成而亡。考察杨广与江南的关系,江南是杨广的政治生命所在,杨广是隋唐时期“南朝化”的重要人物。尽管由于统治失策,杨广经营江南最终归于失败但在一定意义上仍可以说,他是西魏、北周以来第一个走出关中本位、具有开放意识的统治者。

关中等地富有特色的青龙节习俗

关中一带的青龙节习俗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很普遍地要吃炒熟或爆熟的玉米、大豆或面丁等,因为吃炒豆的习俗,当地也生发出一些有趣的传说;二是要剃头理发,因为当地有正月剃头会死舅舅的俗信,还有其他一些忌讳;三是因为旧时青龙节后,农事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于是,此日也有与农事有关的一些活动;四是关中民间又以是日为医药节,这是基于耀州孙思邈是全国人民崇敬的"药王"这一现象;五是关中西部还有"抬懒婆娘"等娱乐活动。

风云际会——陕甘边、陕北红军的一九三五年

1935年是陕甘边、陕北红军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一年。二月陕甘边、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敌人对于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深感不安,故决定对陕北进行第二次"围剿"。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一连解放六座县城,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引起敌人更大恐慌,国民党蒋介石随之进行第三次"围剿"。这一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也在陕北恶性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肃反运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试析关中方言中的重叠现象

关中方言（以西安话为代表）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叠现象,但与普通话中的重叠又存在着急一定的差异,在语法功能上也有所不同。

“三战三捷”前后陕甘宁边区历史方位变化及西北局实践应对

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中共中央的不同部署,1945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经历“过渡期”“渐变期”“激变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承担“首席根据地”和“战略牵制区”等不同历史任务。作为解放战争中事关全局的重要阶段,在“三战三捷”前后这段历史进程中,西北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制度调整和政策调整,着力推动政权建设、精简整训、兵运工作、武装斗争以及自身建设等各领域工作的发展,在1947年前后空前复杂的政治考验中、军事局面下和经济压力下,完成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政治要求和战略部署,体现了西北局的历史主动、使命担当与斗争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