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发微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研究《隋志》的最为详尽之作,书首"叙录"部分巧为佳构,可谓引导读者学习和考察《隋志》的最佳资料。姚氏《叙录》采用辑录体式,辅以按语来解释、说明以及评论,藉此表达撰者观点和见解,其中针对《隋志》种种学术疑案的处理,足以解惑发蒙,启迪后学。本文拟结合《考证》及其书尾"后序",阐发《叙录》的微妙之处,为读者更好地利用《隋志》以及姚氏《考证》创造条件。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 ,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 ,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 ,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 ,检索更为便捷 ,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 ;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 ,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目录学视野中的小说观念嬗变探析——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通过《汉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学著作,可以考察小说观念在古代的发展演变。《汉志》小说录于诸子略;多由稗官采集;包含叙事性、虚构性等元素,近子书而因内容浅薄另立炉灶;重视教化功能。《隋志》小说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创作群体从民间扩散到精英统治阶层;叙事性、虚构性进一步凸显;体例易与史书混淆。《总目》强调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著录标准受汉学影响有征实色彩;明辨小说与史书的归类问题,标志小说文体进一步独立。

论《史通》之史籍流别观——兼与《隋志》史部比较

《史通》作为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全面地总结与评述了唐代以前的史学。但与《隋志》史部相比,《史通》体现了自己独特的史籍流别观念。它对古今正史、杂述著作的理解,渗透着重视史体典型的史学思想。

《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

萧统所编《文选》载诸篇序共 70篇 ,其中以史辞为序者 10篇。这类序言 ,盖皆源于史书 ,作者别集编纂者或一些总集编纂者在编集时一并录入 ,可惜这些集子现已亡佚。从《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 。

秦汉上郡治所小考

上郡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匈奴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拥有上郡,即可保证中原王朝的安全。上郡治所位于今何处,是众多文史学者和当地人关注的一件大事,历来各家说法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二说:一为肤施说,一为绥德说,二者皆有文献依据。然考其文献记载,前者可能在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堡,后者可能在今陕西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辨误三则

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对《隋书·经籍志》研究最为详尽的著作。但由于篇幅浩大,难免有疏忽之处,笔者于研究个案之际,偶检三误,现予考辨。

章士钊《柳文指要》献疑一则

章士钊《柳文指要》是其一生研究柳宗元及其诗文的精粹,对唐代"永贞逆案"着墨颇多,不乏精彩之见。但对于解析"张燧论王叔文之冤"一条,从史源学角度而言,应该是誉非其人。

论《隋唐志传》的创作结构及对明后期历史类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虚实高度融合的写作方式,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在紧承其后的一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为向这种方式的努力靠拢,《隋唐志传》在内容安排和写作观念上,显示出了历史类小说创作走向分化的开始。其主观上已经开始的对虚实关系的探索和客观上材料拼凑的失败,即文中循环组合《三国演义》情节和《资治通鉴》内容的手法,已经孕含了对"正史"与"戏说"的人为割裂,并影响到稍后的书商小说对"通俗演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开始的历史演义体裁创作在重"史"与重"趣"两方面的逐渐分化。由此,在小说史上,《隋唐志传》有着不容忽视的分界点的意义。

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

姚燧在元初为一代文章大家。他培养和提携了一批文章家,形成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姚门文章家群,影响一时。这是一个具有流派性质的文章家群,群体的核心成员张养浩、孛术鲁翀、刘致、贯云石、李泂等人,因对姚燧人格、文章的倾慕而结集于姚燧门下。他们以人格与文品为当时所重,在文坛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人格峻洁、抗世独立、不屈于权、不挠于势、又轻富贵重修为。其文章各有特点,而共同点是古雅刚方、舂容盛大、动荡开合、气势宏壮、时见奇峻,是其峻洁人格的反映。他们也有平易畅达之作,则得之于作者浩然正大之气。其为文与为人的精神,足可为后世效法。

元好问诗述沁州出土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

《全唐文》所录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是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学与唐初贞观之治关系的关键性文献。元好问《铜鞮次村道中》诗、《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记述了亲见于金贞祐四年或此前不久出土于沁州铜鞮山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指出《文中子墓志》所述为信史,可以破除对文中子之怀疑。沁州出土薛收所作《文中子墓志铭》比汲冢出土《竹书纪年》还要宝贵。元好问两诗宝贵的史料价值,在于证明元好问所见薛收《文中子墓志》与今存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基本内容一致,从而多一重证据证明今存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之信实。

浅论从《汉志》到《隋志》小说的发展变化

《隋志》秉承了《汉志》关于小说发生情况、标准、功能的编录观点。由于东汉以后,经学衰微,诸子学说旁落,道教盛行,佛教广泛传播,打破了儒学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学术文化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文人文学创作活动频繁,个人文集及总集、选集的编纂日益兴盛,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六朝关于小说"真实性"的讨论,使小说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合法外衣,小说完成了从"街谈巷语"到文人写作的嬗变,拉开了唐人"有意为小说"的序幕。

由《别录》到《四库全书总目》看目录学的发展流变

本文对《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著作进行介绍对比,以此理清汉代以来我国目录学在内容、体例、分类、结构上的发展脉络。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杂传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著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从宋代《崇文总目》开始,"传记"之目就取代了"杂传",杂传与杂记最终完成了其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这一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

论《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

《隋书·经籍志》既承续了《汉书·艺文志》的优良传统,又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它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体例上更为统一,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是一部后出转精的目录学著作。了解《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有助于正确认识《隋书·经籍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 ,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 ,突显其目录学贡献 ,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