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的演进与转型——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城市更新的策略与走向。借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以北上广深为例,梳理我国特大城市自21世纪以来城市更新的变迁,阐述其规划响应策略。针对近年来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策略的转向,分析我国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并就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进行解读,随后对城市更新中的战略转向进行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上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完全放开,破解部分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的突出任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扩散(落户)与福利剥离(居住证)二元并行路径面临困境,在政策上陷入了“落户悖论”:如果推进落户,在超大特大城市户籍门槛很难进一步降低,且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的背景下,落户已很难继续推进;如果不推进落户转而依靠居住证,在核心公共服务难以进一步与户籍脱钩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仍需要通过落户实现市民化。破解“落户悖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可实施“愿落尽落+负面清单”改革方案:在完全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将少数高含金量公共服务列入负面清单,落户者须满足负面清单中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所制定的附加条件,才能享受该公共服务。这一改革方案具备较好的经济性、道义性和可操作性,是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可行路径。

超大规模城市粮食安全保障和有效供给——基于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的思考

【目的】天府粮仓的建设对于超大规模城市及其周围城市群的粮食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旨在探索该背景下超大规模城市粮食安全保障和有效供给路径。【方法】系统总结超大规模城市粮食安全形势和特点,识别特定风险并提出系统解决方案。【结果】保障成都超大规模城市粮食安全需要提升粮食附加值保量,强化质量安全的政策引导,建立粮食安全预警—响应—处置体系,建立多元化、社区化粮食储备体系。【结论】超大规模城市的粮食安全保障不仅要关注平时的市场调控和法律政策支撑,更要重视应急情况下的供应保障与效率提升,同时注重区域协调与辐射效应,以实现区域粮食安全的系统性治理。

基础设施分形对超大城市规模边界的影响

基础设施分形是超大城市规模边界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分形理论的城市发展模型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分形从人口异速增长、社会系统熵增和社会网络结构改变等方面,对超大城市规模边界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正替代传统基础设施,成为决定城市规模边界的核心要素。当前,应顺应科技革命趋势,加速推进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实施全周期、数字化治理,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重塑超大城市规模边界。

超大特大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指标对比分析及对上海的建议

超大特大城市作为“双碳”战略的主战场,亟须重视全过程碳相关指标跟踪,提前开展科学谋划,进行“双碳”导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数据和指标研究。要根据经济、人口、城镇化、绿色低碳等多维度指标,结合工业用电、工业产值、产业结构等数据,深入挖掘低碳城市发展的多维度影响因素,构建多城市多指标的关系矩阵,开展路径模拟预测,制定更加合理切实的政策和实施方案。

超大城市社会基层“绣花治理”探索与创新——以上海市普陀区“靠谱解纷中心”建设为样本

“靠谱解纷中心”是上海市普陀区基层治理领域重要的机制创新。通过街镇层面实体化纠纷化解平台全覆盖,将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力量下沉一线,有力地协同联动条块力量,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实现“群众少跑路、政府多跑腿”,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第一线,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积极探索。

北京女性婚育行为特征与家庭结构变动研究

育龄女性是生育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婚内或家内生育是我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主流文化观念和主导生育行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出生队列分析、时期分析、人群类型比较分析和二元逻辑斯蒂模型分析等方法,考察了超大城市女性婚育行为和家庭结构的特征、变化及相互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女性人群的婚育行为和家庭结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群类型和婚育状态对女性所处家庭结构产生显著性影响。研究认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必须聚焦女性的婚育行为及其家庭结构,需要根据其婚育状态、人群类型和家庭结构等特征来加快建立健全针对性、差异化、协同性和系统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超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五维”技术体系研究——以北京为例

根据对超特大城市的更新现状分析,从市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视角总结了规划编制面临的挑战,即空间资源复杂性、更新诉求复杂性与制度设计复杂性。从空间维度、组织维度、方法维度、动力维度与实施维度5个维度阐述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思维变革,并搭建了超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五维”技术体系。同时,将该“五维”技术体系引入北京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编制实践,探讨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工作目标与定位、技术框架与要点、部门协同与规划实施等的内在逻辑与技术体系方案,归纳总结了在资源评估、政策创新、更新方法与平台搭建等方面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方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研究——基于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的政策文本分析

以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为核心的社会动员能力,不仅是实现既定管理目标的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对于区域内社会动员要素的随时调动、即时整合以及打通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政策文本,结合实践调研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的建设路径,即政府统筹协调推进应急法规建设和应急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各主体的应急安全素养,培育形成社会协同应急文化;利用数字技术平台在应急状态下有效整合人、财、物和信息等社会资源形成协同合力,共同参与应急管理的全周期和全过程。

超大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思路方法探讨——以郑州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超大特大城市率先进入存量更新阶段,并先行发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高质量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更新行动,离不开更新规划的战略引领、刚性管控和治理协同平台作用。超大特大城市更新规划工作具有高度复杂性,立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解析新时期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职能作用、基本特征和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认为超大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应进一步强化战略导向、实施导向和治理导向,更好发挥规划引领、管控和统筹作用,并以郑州市为案例,探讨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思路和方法,旨在为其他城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启示。

成都市实时体检评估体系与技术方法

实时体检评估是城市体检评估的补充和完善,可弥补短时间动态评估的空白,以成都市实时体检评估为例,将评估工作与超大城市治理、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构建包括用地结构、交通运行、职住平衡、公共服务等4大维度的实时体检评估体系,按照数据“可获取、可计算、可对比、有结论”的要求,探索“边监测、边评估、边应用”的技术方法。通过数据整合形成“多元渠道+数字支撑”的数据运行保障机制,并形成“评估—结论—运用”的闭环工作体系,构建“共同谋划、动态反馈、成果共享”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如何看待都市型现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特殊性——以北京市为例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基于对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分析,指出普适型农业政策对于以北京等超大城市为典型代表的大城市周边地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有其不适应性,创新都市型现代农业支持政策日趋紧迫。据此提出要辩证看待北京等超大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做到分类精准施策;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超大城市农业发展更多聚焦都市型现代农业,并提升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型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要坚持试点先行,创新政策,支持北京等超大城市创建都市型现代农业先锋城市。

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研究目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成都市正式晋升全国超大城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人口总量庞大、城区人口高度聚集、人口不断增长和涌入,城市市域范围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为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治理方式已难以适应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为手段,以机制体制优化为保障,最终提升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的城市发展新范式,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方法]通过全面分析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机理,解读成都市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发现成都市在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数据共享开放水平不高、数据融合亟待提升、应用场景不够丰富、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等问题。[研究结论]通过对标上海、杭州等先发城市,提出成都市应从培养数据化思维、构建数据要素应用体系、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创新复合型人才引育机制四个方面推动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全方位增强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支撑。

奥运会作为城市交往的媒介:体育赛事融入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巴黎实践

现代奥运会的历史是一部展现全球城市变迁的历史。本文聚焦奥运会为城市赋能的多元价值,以2024年巴黎奥运会筹办为个案,为探讨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经济、文化和生态等产生的综合效应提供分析框架。巴黎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推动体育赛事融入生产、生活和生态,促进城市生产与更新,活跃市民生活与社群发展,助力赛事融入生态与人文遗产保护,展现了奥运会以赛营城、以赛聚人、以赛传承的发展新动向,为奥运助力可沟通城市建设,推动举办城市与奥运共生共荣提供有效路径。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超大城市规建管一体化发展研究

规划、建设、管理三者在城市发展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面向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要求,数字化转型下城市规建管一体化必须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以治理数字化为牵引,充分融合机制创新和技术赋能,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核心资源和关键环节,集成到统一的治理体系框架和大数据平台之中,以实现多规合一“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网”和运行管理“一盘棋”的有机融合和协同运作。

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问题探颐

本文分析了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的新形势,梳理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效能提升上所面临的难点与痛点,然后提出了提升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的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为特大型城市把党的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实现党建与治理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有益思考。

成都近郊乡村振兴路径探索——以天府农业博览园为例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于我国乡村地区具有地大面广的特征,不同地域文化、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的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具有显著差异。文章选取位于成都市近郊的“天府农业博览园”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将其置于成都市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量,客观评估其现状发展基础和优势,系统梳理新时期公园城市乡村表达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创新举措,评估其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适性经验,试图为全国类似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参考。

超大城市背景下低运量轨道系统发展的上海实践思考

上海是我国最早展开低运量公交规划研究的城市之一,通过对上海市低运量轨道发展实践成效和问题的总结分析,从功能定位、布局模式、制式选择等角度,提出不同场景下低运量轨道规划发展策略:在主城区主要承担补充轨道交通网络的作用,重点整合常规公交走廊,提升通道功能;在外围新城主要承担客运系统的骨干作用,优化多层次公交发展模式;在新城发展初期具备培育客流、预留未来向轨道交通过渡条件的作用。最后,提出各系统在不同场景下适应性及资源共享基本原则。

数字经济能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吗?——以北京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数字经济打破了集聚效应的空间限制,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基于数字经济对城市承载力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和城市承载力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城市承载力的短期与长期间动态关系;选取2010—2020年北京市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上市信息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运用加权平均中心分析(WMC)及标准差椭圆分析(SDE)方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创造就业岗位、提升交通效率、线上场景替代等路径,能够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增强。②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较强的离心作用,促进相关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扩散,从而降低中心城区的承载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及缓解中心城区承载压力两个维度推动“大城市病”治理,从而为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政策调整和城乡区域发展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据此,该研究认为,应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以及提升城镇弱势群体城市融入能力等方面综合施策,充分利用好数字经济对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的促进作用,以此实现超大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