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与路径优化--基于平台数字劳动的微观视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平台经济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平台企业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特色优势,引导平台企业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夯实中国共同富裕基础,引导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劳动分配为微观视角,解析平台数字劳动在平台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分配过程,旨在深入分析平台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的优化路径。

平台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逻辑与进路

如何推动数据这一新型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数据要素的供给、流通和使用仍存在卡点堵点,突出表现为缺少有效的生态连接主体和价值共创机制。平台企业是数据要素向生产力转化、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有力主体,但鲜有研究关注到平台企业如何发挥资源、技术与场景等优势,以新机制加速数据要素向重大场景转化,催生新质生产力。本研究立足于数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新使命、新要求和短板痛点,基于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系统论述平台企业牵引多维场景和多元主体构建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这一新质主体,推动形成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价值链良性循环,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理论逻辑。进一步,结合典型实践提炼总结平台企业构建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转化“生态飞轮”的4个实践路径,旨在以平台企业这一新质主体,探索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释放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价值,赋能千行百业万企场景创新,培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权力的表征、生成逻辑与规制路径

平台权力是指平台运行过程中平台企业基于技术优势、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和服务提供优势而形成对平台空间内各参与主体的强大控制力。本研究通过构建“权力主体—资本—技术”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平台权力的表现特征和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平台权力呈现出渗透性、隐蔽性、非对抗性以及控制性的特点;平台权力的生成是以政府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让渡为逻辑起点,以资本主体与数字技术的利益共谋为基础,以平台基础设施化与基础设施平台化为重要手段。本研究从法律规制、监管效能、资源配置、人机伦理等四个方面对平台权力的无序扩张进行规制,以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传统工业城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以广西柳州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三个维度”举措为例

传统工业城市要实现工业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以赋能工业经济。作为广西传统工业基地的柳州,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工业经济创新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路子。柳州的举措主要是从政府、企业以及多方参与形成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平台的“三个维度”加速推动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共同促进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些举措对传统工业城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依托数字经济及其产业生态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数字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区域迎接新一轮时代红利的关键举措,究竟哪些区域能够率先依托数字经济推动本地产业发展效率提升?本文从数字经济产业推动本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发生条件入手,运用2000~2020年全国29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生态发育度是一个区域依托数字经济推动本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条件;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是整合数字经济生态的关键主体;数字经济生态的培育离不开地方的政策支持。

数字经济与房地产中介:创新or摧毁——以贝壳找房为个案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对房地产中介的影响,表现在促进了传统房地产中介的转型,我国房地产中介突破了传统中介企业面临的地域、时间、交易规模、信息沟通等约束,创新性地形成了房地产中介平台。房地产中介平台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细化中介业务分工、提高经纪人合作效率、弥补行业协会短板提升了市场效率,同时也挤压了传统中介的生存空间,形成中介市场的数字资源的垄断,加剧了买房人的负担以及经纪人的权益和保障扭曲。数理推导证明,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中介平台的经纪人通过信息干扰,对房地产成交价产生不同的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零售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基于红星美凯龙和宜家中国的双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孕育了以互联网为交易或交互基础的新兴零售平台企业,却破坏了传统零售平台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使其不得不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探索—利用框架为理论视角,通过对红星美凯龙和宜家中国2个案例企业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了传统零售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不同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及其背后的主导逻辑。研究发现,当环境变化对商业模式的核心元素产生威胁且生态参与者结构嵌入松散时,它们企业倾向于采用探索式商业模式创新,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方式,另一方面对生态参与者结构进行改造,引入并中心化新参与者,维持并边缘化原参与者;当环境变化对商业模式支持元素产生威胁且生态参与者结构嵌入紧密时,它们倾向于采用利用式商业模式创新,保持原有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方式基本不变,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改变价值传递和价值捕获,另一方面对生态参与者结构进行强化,引入并边缘化新参与者,维持并中心化原参与者。通过对比探索式和利用式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总结了不同商业模式创新过程背后的主导逻辑,形成的理论框架对零售和其他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平台型物流企业的治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物流企业作为物流领域价值创造的新组织形式,成为了当前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并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然而,平台型物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价值创造活动面临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商业模式亟待优化。文章剖析了目前平台型物流企业的商业模式,得出了企业商业模式存在信息数量不足和质量难以辨识等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平台型物流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机制。

数字时代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挑战与对策

过去20年,平台经济在我国扩大消费、创造就业、促进创新、强化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出了巨大作用。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正面临消费互联网平台市场增长放缓、产业互联网平台潜力有待突破、平台发展仍存在部分失序状态、平台数据价值释放还不充分等重大挑战。平台企业应着眼于发展,积极拓展市场边界,加强合规经营,促进硬科技创新,深入推动数实融合。建议各级政府主体抓住数字政府建设的机遇,推动平台体系化规划布局,加快平台经济的制度创新,强化平台监管的技术手段,构建良好的平台经济生态。

强化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路径

头部平台企业是数字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引领者,对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起着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从头部平台企业对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现状与问题、强化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面临的主要任务等维度展开分析和研究,进而对强化头部平台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路径与举措提出建议。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新就业形态政策分析

新就业形态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在创造就业岗位和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激发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促进就业的重要战略部署。文章基于国家部委层面关于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文本,重点分析我国新就业形态各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提出优化新就业形态政策工具使用的建议。以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为理论框架,运用Excel对14份政策文本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53.4%,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36.7%,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9.9%。研究认为,在各项政策工具的应用上,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不平衡,需要强化制度规范和标准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共服务和金融服务;需求型政策工具需优化调整,应积极推动平台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并适当加强政府部门对平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较稀缺,需要持续加大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强化信息、资金、设施等方面的支持。

“双循环”格局下我国平台企业合规风险与挑战

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构建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影响力,同时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涉及外贸业务平台企业摆脱传统业态短板的约束而呈现出逆势发展的现象,并在发展中展现出虚拟性、合规责任多面性的新特征。“双循环”格局一方面刺激平台企业外贸与内销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对其提出了更为严苛的管控要求。以欧盟为代表的域外数字治理和我国平台经济治理均呈现监管强度不断升级的趋势,平台企业适时调整合规策略以规避市场风险将成为其必要的战略选择。

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态势下平台企业机遇分析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区域特色突出,平台企业在新形势下发展面临新机遇。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实地调研法等方法,从宏观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并采用数字经济研究框架分析了平台企业未来的发展机遇。文章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态势呈现出“4+5+N”的分布特点,其发展模式包括技术引领型、老树新枝型、从零到一型、模式创新型四大类型。平台企业可从战略谋划、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字新基建、数据要素价值化等六个方面着手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正义视角下数据确权原则的建构性阐释

数字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据确权原则无疑是其中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脱贫致富迈向共同富裕的重大政策变革,数字经济缺乏的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数据确权原则的建构,应当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部署下展开,以承载更高的价值追求。当前,不少研究机械地套用科斯定理,基于效率原则主张将数据确权于平台,这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与财富鸿沟。努力实现经济正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这将必然成为数据确权原则的逻辑起点。数据是消费者的数据,把数据赋权于消费者个人,是经济正义的内在要求。数据的非竞争性也使权能分离得以可能,只要满足平台的数据获取和使用需求,消费者数据产权不仅不会降低数据效率,反而有利于促进财富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政府监管、个人所有、平台使用"理应是我国数据确权的最优选择。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私法规制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旨在为交易达成和促进提供相应服务,具有开放性、中立性、营利性、控制性的特征,其在网络交易领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理应明确其私法属性,强化法律规制。由于给付标的的无体性、复原之不可能性、难以库存性、持续性等特征,应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法律属性界定为服务合同的当事人。该服务合同与居间合同等现有典型合同均存在显著差异,属于一类全新的有名合同,即平台服务合同。按照对交易活动促进作用的不同,可以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分为必要型服务和辅助型服务,必要型服务包括提供缔约系统、提供履约手段等,辅助型服务包括交易信息发布、信用评价信息发布、履约信息反馈等,应该按照服务类型的不同具体确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权利义务。

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垄断认定完善理路

从全球范围看,强化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规制已是大势所趋。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由于数字经济的快速革新和平台竞争方式的日益复杂,为现有反垄断规制理念、体系、方法及其实施带来了巨大挑战。主要体现在平台双边或多边市场、零定价策略、动态跨界竞争等特征凸显传统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适用局限;数字经济下各类新型平台垄断争议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致使行为违法性识别和反垄断执法取证难度增加。为此,建议拓宽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思路,强调多元价值目标的平衡,特别要关注创新要素和消费者利益在平台反垄断规制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优化反垄断规制方法,结合数字经济平台竞争的主要特征,运用个案分析的原则,创新反垄断规制工具,引入科技监管手段,以科学监管促进对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反竞争风险的合规治理与精准规制,探索适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思路与方法,推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横向并购反垄断的困境与路径

具有反竞争效应及对消费者福利产生明显影响的数字市场横向并购是反垄断法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平台企业属性与数字市场横向并购的特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重点分析数字平台企业横向并购中的争议问题,即市场份额与市场势力的正向关系不明确、市场集中与进入壁垒存在矛盾、效率原则与福利标准存在冲突等。正是这些争议问题的存在,加大了反垄断规制的难度。研究表明:我国数字平台企业横向并购反垄断存在规制强度难以把控及多元目标难以兼顾、替代性分析定性存在争议及定量分析方法不成熟、竞争影响评估及救济措施实施均存在现实困难等问题。在完善数字平台企业横向反垄断规制体系中,应坚持分类对待原则,按照市场培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规制力度;推进反垄断实施机制创新,以直接证据为基础,淡化相关市场界定及市场势力测度的价值,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注重横向并购引发净效应的评估;完善反垄断规则,加强部门执法协同、反垄断规制与产业政策协同、反垄断规制与政府数据开放协同,以提升反垄断规制的协同力。

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双轮垄断的规制范式

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实施双轮垄断的路径构筑数字化生态系统,而且能够利用其对平台、渠道与数据的控制而获得统合型市场支配力。在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双轮垄断行为规制层面,渊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暴露出滞后性、僵化性、非全面性的弊端。鉴于这一情形,我国立法机关应当针对《反垄断法》实施数字化革新,通过增设新型禁止滥用市场力条款方式实现规制补强与补位目标,并重构垄断纠纷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机制,最终构建包括反垄断监管与数据安全监管在内的“多位一体”的统合型规制机制。市场监管机关亦应当针对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双轮垄断行为采用全景式、前置式与穿透式反垄断监管方式,并确保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施行的大数据资源搜集、整合、分析、利用行为契合社会公共利益需求。

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苏州市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为例

为破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苏州市搭建了综合金融服务、股权融资服务、地方企业征信"三大平台",首创了"股权+债权"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全国首个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纷纷依托互联网平台,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新技术,服务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为进一步完善苏州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应优化金融监管机制,推进数字征信建设,培育金融科技企业,丰富金融产品供给。

全球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劳动:类型、挑战与治理

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平台型企业快速崛起。2019年,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7家平台型企业位居全球十大市值最高的公司,成为全球新经济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规模庞大且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但如何兼顾平台的创新发展和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给平台劳动的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基于此,构建新型的平台用工关系既必要又紧迫,其中,工会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