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搜神记》侠义故事论

《搜神记》在志怪的同时,也在写侠,当中有许多侠义故事。《搜神记》记侠的原因、侠义故事的类型、特点及其意义等值得探讨。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楚辞丰富的内容给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深远的影响,从神话传说、仙人、鬼魂到采摘花草果实等方面,后者对前者都有着广泛的继承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地理书中神怪故事的主要类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书,记述了很多颇具神异色彩的神怪故事。这些故事,内容丰富,多姿多彩。撮其要者,大致可分为如下十类:山水传说、祈雨故事、宗教故事、神仙故事、鬼怪故事、占卜故事、动物异闻、植物异闻、讽世故事和历史传说。这些神怪故事大大强化了地理书的文学意味,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人鬼恋小说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人鬼恋故事占有相当比重。此时,风行的道教对志怪小说中的人鬼恋故事产生了重要影响。人鬼恋故事的形成及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情节设置都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开拓了人鬼恋小说的题材领域,人鬼恋故事也因此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道教与魏晋六朝鬼故事

魏晋以来,社会动乱、儒学式微、思想解放,各种宗教思想广泛传播,对中国传统鬼文化与鬼故事提供了理论支持,增强了其活力,其中道教的阳精崇拜思想和法术观念对鬼故事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搜神记》中的“孝感”故事解读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其《感应篇》中记录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孝感"故事。这些故事的"孝感"形式表现为:母子间的心灵感应型、发迹变泰型、得以幸免于灾难型、帮助完成夙愿型及其他类型。孝子间的共通特征有:至孝、家贫、丧亲等。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对这些故事都有很大影响,从这些"孝感"故事中亦可窥见魏晋时期的孝道文化。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叙述者

魏晋南北朝小说叙述者大致分普通人和有宗教色彩的人两类。在普通的叙述者身上可以看见日后说书人的影子,或说有很明显的俗文学的痕迹。而两类叙述者的行为都经常带有白日梦的色彩。万物有灵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同期小说中随处可见它的踪影。魏晋南北朝是佛教道教在中国确立的时期,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在叙述者身上显示出来。

佛教与魏晋六朝鬼故事

魏晋六朝长期战乱的时代背景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和宗教信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契机,佛教和鬼文化以抚慰民众内心恐惧和迎合生命意识的觉醒,得到民众的普遍接受。来自东西方的两种不同文化并行不悖,在互相渗透、相互利用、彼此促进中实现共同发展。佛教积极利用鬼故事作为宣教的载体和工具,同时将其思想、教义融入到中国传统的鬼文化之中,有效地促进了鬼故事叙事能力的演进,改变了鬼文化的善恶观念。

从《搜神记》看魏晋时期的个体意识

《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记载了魏晋及魏晋以前的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搜神记》文本出发考察其中所展现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可以挖掘出儒学衰微,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真正原因。

魏晋南北朝愚孝故事探究

自从儒家思想确立之后,孝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固,汉代独尊儒术,"三纲五常"顺应而生,再加上统治者对孝道的过度提倡,愚孝故事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愚孝的出现虽然在一方面维护了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也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惧怕做孝子了。从愚孝故事的表现、愚孝故事出现的原因,愚孝故事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愚孝故事,不仅可以得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和结论,而且可以发现某些新的学术问题,最终丰富和完善孝道故事的综合研究。

论宋代志怪小说的存佚情况——与晋唐志怪小说的比较

宋代志怪小说集的整体佚亡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与晋唐志怪小说相比,其创作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轨迹还是比较突出的:宋代志怪小说集的总数量与晋唐相比毫不逊色;中下层文人成为宋代志怪小说一支活跃的创作力量;宋代志怪小说题材一方面继续沿袭魏晋志怪题材所奠定的范围和界域,另一方面因受宋代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崛起而出现大量的市井题材;宋代志怪小说基本沿袭魏晋志怪以来的杂记体、杂史杂传体、地理博物志体三大体制类型,并没有新的创造和突破,但三种体制类型之间也有彼此的强弱消长之变化;宋代志怪小说的成书形态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样的演进变化与"市人阶层"兴起的历史文化因素、宋人传统"史家小说"观念的回归以及志怪小说文体本身的发展都密不可分。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同题故事”微观透视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中存在着诸多的以相同或相近事件为原型的"同题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文章从故事情节、文学趣味、细节描写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小说集中先后出现的这类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从微观角度进一步分析出其中存在的细微差别,透视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艺术效果提升方面的逐步发展和可喜进步,进而探究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

佛教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本土动物变形故事的新变

魏晋及至隋唐,佛教宣教故事借助于本土动物故事,将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观念逐步渗入其中,使得本土动物变形故事出现了新变。在原生故事注重祖先崇拜、强调变形化生的基础上,因果报应观念成为人与动物互相变化的重要原因,轮回转生更加强化了此类变形。同时,动物意象群和动物王国开始被建构,海外大物故事进一步发展,源于域外文化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变形故事也逐渐受到普遍接受。本土动物变形故事在佛教影响下呈现出更加人情化的一面。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命名特征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命名方式基本可以分为四类:以“传”“记”“志”为名,体现志怪小说集对史书的借重和利用;以“怪”“齐谐”“异”“神”“幽明”“仙”等入名,凸显志怪小说集的传奇主旨,也体现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增强以及编著者好奇尚异的审美追求;以“列”“搜”“录”“集”“拾遗”“苑”“林”等入名,体现志怪小说集的集录性成书特征;以“应”“验”“祥”等入名,体现“释氏辅教之书”的宣教特征。上述命名特征既反映小说集的内容特征,也反映编著者的小说观念。

魏晋清谈之风与鬼话

魏晋以来,社会动乱,儒学式微,思想解放,玄学兴起,世人崇尚清谈,寄情鬼域,促进了鬼故事从民间走向广阔的社会,同时,透过鬼话可以窥见魏晋文人士族内心的痛苦、现实需求和挣扎反抗。

从宋玉事迹的散记与宋玉传的撰写看两汉魏晋的宋玉评价

汉人的宋玉事迹散记在叙事中反映了他们对宋玉的同情、肯定和理解,晋人的宋玉传记则直接表现了对宋玉的尊重和褒奖,这说明从两汉到魏晋世人对宋玉评价的逐渐提升,这种逐步走高的评价趋势促成了南北朝屈宋并提说的生成。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怪诞之美

怪诞是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它的构成因素同时包含了恐怖恶心与滑稽可笑,它的构成原则是反常,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又恐惧又好笑的混融感觉。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里,许多故事都具有怪诞之美。这种怪诞之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有这样一类独特的主题,即男子与偶然结识的女仙、女鬼或女神发生艳遇,结成秦晋之好。但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很短,往往以男子的离去而宣告结束。这类故事中的女性均年轻美貌,温柔多情,多才多艺,既近乎完美又不食人间烟火,与当时战乱频仍社会中的现实女性形象相去甚远。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是男性文人或者是男人喜新厌旧的猎艳心态和社会底层男性心理渴望的体现,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文化式微、玄学兴起、道教传播广泛,以及妇女悍妒风气流行等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