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在晚清的中落、续衍及转换

发源于本土的神怪小说传衍至晚清却迎来了它的“终结期”,一方面是书评家们对其犀利而直接的猛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者们的“集体噤声”与刻意规避,由此形成了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中落的原因与科学话语的传入、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但其自身的叙事特点与审美特性,以及中国本土巨大的接受惯性,又使得它从“彻底的终结”转向了“可能的再生”,并召唤小说家们开启重新利用传统神怪资源进行创作的新尝试。在通过“有意误读”或“故事新编”等方式重新获得接受的同时,晚清神怪小说亦在向新类型渗透转换的过程中,呈现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面貌。

小说、典故与诗歌——从元好问“曲学虚荒小说欺”谈起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古代文论的名作,第23首中“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过去学者大多不予注释和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对此也大多跳过不讲。实际上此句所论是苏黄等宋代诗人在诗歌中使用小说和曲学典故的问题。宋人在博学风尚下大量阅读小说,与此同时,宋人作诗又好用僻典,于是小说和曲学成为诗歌用典和取材的重要来源。苏轼、黄庭坚等人诗中使用小说典故表现突出,并开启了一时的风气,而到南宋和金代,元好问等人则对这种诗风和诗学进行了批评。

迷信与科学之间--《夷坚志》的瘟疫叙事及其反映的社会心理

瘟疫故事作为《夷坚志》诸多题材类型之一,映射和重构了南宋以江西和江浙为重点的广阔地域范围发生瘟疫的历史真实,还原了一个个灾情现场,描绘了丰富的疫鬼瘟神形象。瘟疫以不可预知性、杀伤力传染性强大而引起社会极度恐慌,洪迈以志怪的形式呈现了受灾民众的复杂心态,特殊人群的积极救治,达到了一种文学真实。在缺医少药的古代,民众的瘟神信仰,政府的祈神禳灾,虽然是一种应对瘟疫的虚幻手段,但有利于民众情绪的发泄,消减群众对意外事件的焦虑,将无形的信仰和有形的医药结合,迷信和科学措施并行,起到了药物救治和心理暗示的双重功效。

两宋“双城记”:“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解读的城市文化视角

以两宋“双城”的视角来观照“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包公与济公皆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以两人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大文本系统。“开封包青天”和“钱塘济颠禅师”都带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两个系列都以宋代都城生活为主要背景展开叙事,呈现出一北一南两大都城的文化特色。两类小说在都城文化和人物属性的互动上颇为相似。一方面是“依城塑人”,即人物开展都城化叙事。“包龙图”依托“开封府”统领侠客在以政治主题为主的多元空间内惩恶扬善,济公则以“替僧”身份游走临安的市井江湖,带领徒弟扶危济困、普度众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人名城”,即都城彰显人格化特征。城市与主人公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以彰显城市的人格化气质,包公逐渐演变为中原清官文化的时代象征,济公身上则凝聚了江南和合文化的世俗样貌,威严气度与谐谑趣味参与建构了小说中开封与临安的城市美学形象。

“东床坦腹”与东晋政局——《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条的政治史解读

《世说新语》中关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婚姻佳话,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郗鉴择婿东床的时机与动因,暗含着对东晋政局的多方考量:一是联合王导,以北来流民帅的身份立足江左、稳固权力;二是与琅琊王氏形成军政联盟,内外呼应,以壮大武力外藩的军事实力;三是借助王羲之家族关系与宗教信仰,以拓展交游,经营政治资本;四是鉴于王羲之无心政事,可在复杂时局中从容进退、保全门户。郗、王联姻,当下可以安定政局,长远可以延续门户,同时也在客观上制衡了其他不轨门阀,从而维持了东晋朝廷较长时间的安宁稳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

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名教产生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原初意义上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以仁为内在旨归,在强调礼治的基础上,重视道德实践。经过后世神学化、纲常化的解释,名教慢慢脱离原有内涵,成为伪名教,逐渐走上与自然对立之路。《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越名教而任自然”实质是对伪名教的反抗,而不是真正脱离名教。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名教,归于名教仍是当时士人的主要思想。

《搜神记》中的民间生活理念及文化价值

《搜神记》中的神异记载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民间百姓寻求方术的背后寄托着他们对生活幸福的追求。神仙鬼怪等非常之事与文本深厚的生活基础和逻辑互为表里,展现了朴素生动的世俗生活理念:鬼神信仰中对人事的注重,理性平和的做人风范,在顺应自然中保持人的主体性。这些民间生活理念整体上具有积极实践、平和淳朴的特点,呈现一种民间鬼神信仰与儒家文化杂糅的状态,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动物史视角下的宋代社会屠牛现象研究——从《夷坚志》“泰宁牛梦”故事谈起

从动物史的角度观察宋代社会中的屠牛现象,可探讨牛在宋代社会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宗教秩序中的多面形象。从《夷坚志》“泰宁牛梦”故事出发,结合《夷坚志》中相关故事,能够发现宋代官方耕牛屠宰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宋人生活中的屠牛食牛之风以及宋代民间杀牛祭祀的风俗文化。同时,通过分析宋代地方官员面对民间屠牛行为时的应对方式可以发现,宋代地方政府灵活教化民众的政治文化。

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兼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论述

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是构建小说史的核心和灵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也规范了中国小说史学八十多年的发展。然而,其以小说为虚构的故事的现代小说观与六朝志怪和志人作品的创作思想和认知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进化论所构建的小说发展线索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从鲁迅开始,不必也不应该到鲁迅就结束,全体小说研究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重构中国小说史,让中国小说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以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努力探讨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及其文化特色,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 ,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 ,而且 ,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葛洪《神仙传》创作理论考源——以《左慈传》为考察中心

战国至秦汉的神仙方术传统和魏晋之际输入中土的佛教神通观是葛洪《神仙传》中左慈等方士变化之术的两个理论来源。其中后者极大丰富了道教物类变化术的表现类型,对中古志怪小说表现神通情节和神通道人起到示范作用,而此一特征早在葛氏写作《抱朴子内篇》时已肇其端。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内容丰富,既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空间,也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超现实空间、魔幻空间和象征空间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叙事结构: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穿越,空间秩序由混乱回复到平衡的过程。这些空间叙事具有实现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主题化,推进叙事视角转换和情节发展等重要功能,对于中国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

西方叙事理论观照下的中国六朝志怪小说

“丛残小语”、“尺寸短书”以及小说雏形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迄今事实上仍然束缚、限制着人们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对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发现,六朝志怪小说在客观性叙事、重复叙事、叙事时距等层面同样具有耐人寻味、值得一书的叙述意味,同样具有骄人的不可忽视的叙事艺术成就。

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新论

六朝志怪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式的叙事文本,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第一人称叙事、语式和语态错位的见证人叙事以及重复叙事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其自有的特色与魅力。

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及影响

本文讨论了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情况及主要的研究形式。作者认为,明代《世说新语》的代表为王世懋和何良俊。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观点,确立了《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类叙事的体例规范;使正文与注的相互响应与补充成为《世说新语》类拟、续之作的典范;提出了对叙述文辞与所叙内容合乎社会规范的统一的关注。对《世说新语》的传播和明清的《世说新语》拟续之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论魏晋人物美学的范畴与体系

兴起于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蕴涵了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足的审美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美学观念的成熟。而在人物品评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形""神""才""性""情""识""度""器""量"以及"清"、"通"、"简"、"远"等,则分别构成了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评价体系。这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