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选篇中“人”存在意识的翻译重构

志怪小说近年逐渐在学术界中展开讨论,但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手段对单个志怪小说的英译研究则寥寥可数。从《汉魏六朝小说选》中挑选有关《洛阳伽蓝记》的翻译篇目,如《狐魅》《白堕春醪》《子渊》等作品,以叙事学与符号学的理论为观照,审视三篇文本及其英译本中所折射的三种文化符号内涵,即“狐妖”(体现女性的平等与反抗意识)、“神酒”(体现人对超自然能力的崇拜与征服意识)和“洛神”(体现人的主体独立意识),阐释英译本所起的跨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

中古小说斩蛟故事的演变

斩蛟故事是中古志怪小说重要题材之一,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诸多变化。首先,作为斩蛟者的人身份由勇士向道士进行转变;其次,蛟在文本中的形象由符号化逐渐变得具体;最后,斩蛟手段也由刀兵斩之转向道术御之。这些变化反映了先民战胜以蛟害为代指的自然灾害的勇气与决心,也深刻反映了中古时期佛道两家思想传播对民众心理的影响。通过对中古小说中斩蛟故事变化的分析,揭示这些故事在民族心理、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意义。

宋传奇议论的文体价值和时代精神

宋传奇的议论郑重又严冷,向为人们诟病。然若将宋传奇的议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去考察,则会发现它具有独特的文体价值,也折射着宋代的时代气质。宋传奇议论的文本表现主要有:选题的防弊倾向,即选取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来汲取教训;观点的郑重表达,即作者在篇末所发议论往往因伦理意味过重而显得刻板。宋传奇通过这些议论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并传扬“向善”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为因果报应等宗教色彩的道德观念和节义守礼等儒家伦理观念。宋传奇多议论,既是小说文体自身所固有的劝惩教化特色的凸显,也是宋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外现,它体现出文学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是我国古代文学入世精神的一个典型切面。

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在晚清的中落、续衍及转换

发源于本土的神怪小说传衍至晚清却迎来了它的“终结期”,一方面是书评家们对其犀利而直接的猛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者们的“集体噤声”与刻意规避,由此形成了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中落的原因与科学话语的传入、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但其自身的叙事特点与审美特性,以及中国本土巨大的接受惯性,又使得它从“彻底的终结”转向了“可能的再生”,并召唤小说家们开启重新利用传统神怪资源进行创作的新尝试。在通过“有意误读”或“故事新编”等方式重新获得接受的同时,晚清神怪小说亦在向新类型渗透转换的过程中,呈现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面貌。

小说观、小说史观与六朝小说史研究——兼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论述

小说观和小说史观是构建小说史的核心和灵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也规范了中国小说史学八十多年的发展。然而,其以小说为虚构的故事的现代小说观与六朝志怪和志人作品的创作思想和认知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进化论所构建的小说发展线索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从鲁迅开始,不必也不应该到鲁迅就结束,全体小说研究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重构中国小说史,让中国小说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以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努力探讨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及其文化特色,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 ,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 ,而且 ,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葛洪《神仙传》创作理论考源——以《左慈传》为考察中心

战国至秦汉的神仙方术传统和魏晋之际输入中土的佛教神通观是葛洪《神仙传》中左慈等方士变化之术的两个理论来源。其中后者极大丰富了道教物类变化术的表现类型,对中古志怪小说表现神通情节和神通道人起到示范作用,而此一特征早在葛氏写作《抱朴子内篇》时已肇其端。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内容丰富,既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空间,也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超现实空间、魔幻空间和象征空间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叙事结构: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穿越,空间秩序由混乱回复到平衡的过程。这些空间叙事具有实现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主题化,推进叙事视角转换和情节发展等重要功能,对于中国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论魏晋人物美学的范畴与体系

兴起于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蕴涵了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足的审美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美学观念的成熟。而在人物品评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形""神""才""性""情""识""度""器""量"以及"清"、"通"、"简"、"远"等,则分别构成了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评价体系。这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

西方叙事理论观照下的中国六朝志怪小说

“丛残小语”、“尺寸短书”以及小说雏形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迄今事实上仍然束缚、限制着人们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对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发现,六朝志怪小说在客观性叙事、重复叙事、叙事时距等层面同样具有耐人寻味、值得一书的叙述意味,同样具有骄人的不可忽视的叙事艺术成就。

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及影响

本文讨论了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情况及主要的研究形式。作者认为,明代《世说新语》的代表为王世懋和何良俊。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观点,确立了《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类叙事的体例规范;使正文与注的相互响应与补充成为《世说新语》类拟、续之作的典范;提出了对叙述文辞与所叙内容合乎社会规范的统一的关注。对《世说新语》的传播和明清的《世说新语》拟续之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新论

六朝志怪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式的叙事文本,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第一人称叙事、语式和语态错位的见证人叙事以及重复叙事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其自有的特色与魅力。

宋真宗时期的神异流言——以天书事件和帽妖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真宗时期各种神异流言甚嚣尘上,社会风云更加激荡。祥符年间的天书事件是神道设教的需要和产物,是一出自上而下荒诞不经的闹剧;而天禧年间的帽妖流言则是一起自下而上危及统治的重大事件。统治者炮制天书及流言,止息帽妖流言,表面上看似明显不同,实际上都是从其既有立场和利益出发,维护和巩固其既有统治的一体两面。

《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

唐传奇《柳毅传》故事原发生地有洞庭湖之说、太湖之说及虚构说等。从唐人的小说观及文本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物产及小说风格等进行考辨,证实:《柳毅传》故事中"洞庭"是指太湖,"湘滨"不一定就是"湘水之滨",因而传奇的原发地只可能是太湖地区,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

贵族式民主精神——希腊神话传说特征探析之三

希腊城邦时代,古希腊社会所以具有同东方专制王国不同的发展特色,关键在于荷马时代形成的体系神话传说具有的特征,即神界统治呈现的"贵族式民主精神",它深刻影响了古希腊人在走向文明时对政体形式的选择,也是希腊神话传说流传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志怪小说艺术特征辨证

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形成并兴盛繁荣,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重要地位和价值。而一些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艺术特征却重视不够,论述有失偏颇。本文结合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品,从三方面简要论述了志怪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并对其进行辨证,说明志怪小说的艺术特征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笔记体小说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方面已臻成熟,它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