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赛事法律实践研究——第十一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综述

在冬奥会成功举办、新《体育法》实施之际,为加快推进依法治体进程,服务体育赛事发展,第十一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以“体育赛事的法律实践”为主题,就体育赛事与《体育法》、大型体育赛事法律实践、体育赛事行政法律制度、体育赛事参与主体权益保障等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总结实务问题的应对经验,并对实务难点尝试提出完善对策,突出了特色鲜明的理论、实践相互印证的价值。

论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制度优化

在双碳目标下引导碳交易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自我合规,是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路径,亦是国家行政监管模式发展成功的关键。规制理论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的行政监管提供了规范性启示和有益性借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不断优化的过程,是回应型规制、智慧型规制和后设规制从理论逻辑转化为实践逻辑的过程。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存在立法规范相对滞后,风险管理明显不足以及配套机制付之阙如等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优化:完善协同性“碳合规”法律体系,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律位阶,发布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指引;加强多元性“碳合规”风险管理,事前采取源头预防,事中贯穿风险沟通,事后加大处罚力度;结合我国“碳合规”管理的现状,建立行政执法和解、处罚裁量规则激励和社会声誉型激励等激励性“碳合规”监管机制,力图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思路与方案。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之一是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较少,尤其是理论研究部分尚存空白。基于此,文章以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定位为契入点,针对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内涵、依据以及原则展开全面论证分析,并结合当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总结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实践经验,重点找出实践中的问题与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剖析,围绕监督刚性、问题发现机制、监督工作发展、监督范围、监督能力、监督质效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

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制的路径探究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主体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及主要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及规范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督促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当前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制定主体超越职权制定文件、审查与监督机制未能发挥实效、对违法制定主体的惩戒机制没有落实到位等问题。为此,从明确制定主体权限基准、树立共同体意识和完善惩戒机制等方面探索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路径。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检视与调适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是为规范档案行政执法裁量权的使用而制定的细化标准。我国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的地方经验表明,“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为其主要技术构造。然而,既有的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存在碎片化严重、内容粗糙与冗余并存以及类型单一等方面的问题,难以满足档案执法实践的需求。需要通过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三个层面的规范供给,强化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体系性;通过进一步细化裁量因子,引入效果格化的“公式法”,将其他档案行政规则中的裁量权控制内容整合入裁量基准,提升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技术理性;通过将裁量基准类型拓展至档案行政许可、档案开放和档案监督检查,实现对档案行政执法权的全域式控制。

检察机关主导型合规模式中的监督与合作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犯罪嫌疑单位进行合规建设,是刑事司法机关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改革。通过对既有检察机关主导型合规实践的经验归纳,厘清检察机关、行政主管机关、犯罪嫌疑单位以及第三方主体的四方关系。在探索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犯罪嫌疑单位合规法律模式的过程中,应当重点解决这一新型“公私合作”刑事司法模式的实践“痛点”,预防犯罪嫌疑单位利用合规脱罪免责、转移财产以及寻租腐败等。同时,也应妥善处理“公公合作”问题,完善“刑行衔接”制度,实现检察监督和行政监管的协调统一,更好地保障企业合规制度达到预期目标及成效。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检察办案的哲学思考

检察办案是司法办案的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司法办案责任制的重要领域。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办案的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因此,需要从哲学层面对检察办案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检察办案指的是检察机关或者检察官通过行使具体的检察职权,对案件进行处理并作出相应处理意见或者决定的一种诉讼活动。检察办案应当追求客观、公正和三个效果相统一的基本价值目标,遵循及时、准确、合规的基本要求。检察办案与法律监督“适当分离”的观点不可取,我国应当坚持检察办案与监督一体原则。在检察办案的效果方面,检察办案数量与质量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不过新时代应当坚持质量第一,兼顾办案数量;不仅应当做到及时结案,而且应当有效化解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做实基层行政检察的困局与出路

做实基层行政检察是新时期法律监督改革的重要部分,对于加强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做实基层行政检察存在部分困境,这些困境严重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全面协调和充分发展。究其原因在于立法对行政检察规定不明确、监督线索发现机制不健全、基层行政检察目标不明晰、监督程序不具体、行政检察部门设置不合理。对此,可从完善行政检察的立法规定、深化监督线索发现机制、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为主要目标、细化行政检察监督程序、改革行政检察体制等五个方面探索做实基层行政检察的出路。

检察监督介入行政性失信惩戒的困境与路径

检察监督介入行政性失信惩戒是践行新时代监督理念的内在要求,能够有效解决行政性失信惩戒中行政执法不规范和过惩失当等现实问题。检察监督介入行政性失信惩戒不乏法律和政策的支撑。为消解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越俎代庖”的顾虑,须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和范围进行限定。在检察监督程序中,需建立案件线索来源渠道和研判机制以规范受理程序;明确检察建议为主的多元化监督方式、推进类案监督方式以规范处理机制;构建监督效果的反馈机制、跟进机制和协作机制以保障监督的效力。

论行政督察的功能性外溢及其法治进路

作为中央监督地方政务的重要方式,行政督察在行政监督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党政同责的实践创新,党政一体督察已逐渐衍生出特定的制度构造和工作机制。鉴于这种变化,理论上首先要回答党政督察是否仍属于行政督察的范畴,以便进一步厘清党政督察制度的法治逻辑。基于前者,借用功能性外溢理论可以对二者进行一体化解释,从而将党政督察看成是行政督察功能性外溢的表现形式。核心机理在于,党政督察只是在固有党政体制上改变了原有的层级互动关系,其工作场域和工作重心尚未超脱行政系统,督党的本质在于更好的督政。据此,党政督察的长效机制在于立足于行政督察进行法治模式转向。其中,在法治依据建设方面,需依托现有制度进行形式法补全;在法治权威确立方面,需有机融合和转换党中央政治性权威;在具体制度形成方面,需在融合的基础上适度区分党政一体督察。

大数据法律监督赋能行刑衔接工作路径研究

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根本是法律监督的现代化,而大数据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囿于数据来源途径较少、分析研判能力有限、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因素,传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双向衔接工作存在脱节和漏洞。应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内生数据和外部数据,在行刑衔接工作的正向衔接和反向衔接中分别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比对碰撞发现监督线索,实现对行刑衔接工作的双向监督,减少“以罚代刑”“不刑不罚”的情况,提高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工作的法律监督效能。

行政公益诉讼之诉前程序问题研究

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具有重要的独立性、前置性地位,其前置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贯彻谦抑性原则,节约司法资源以及让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当前,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中遇到不少问题。如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管辖交叉,诉前程序选择问题、检察建议内容宽泛问题、行政机关回复检察建议中出现的问题等。因此,立足法律规定、阐述问题为诉前程序在法律监督过程中发挥功能价值提供参考方案。

行政跨级监督及其制度完善

行政跨级监督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行政监督形式。行政跨级监督突破了一级监督一级的传统行政层级监督限制,提高了监督效能,但存在相关规范位阶较低、监督对象和内容重叠、权力运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当从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应对三个方面完善行政跨级监督制度。

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下的检察类案监督机制构建

随着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深入,行政检察工作方向逐渐由个案总结归纳为类案,以提升化解效率,但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类案监督无法全面覆盖、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检察监督限度不够明确、类案归纳工作缺乏体系化建设等困境。在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与指导案例的基础上,对行政检察类案监督机制的构建提出了促进检察机关联结效能、妥善处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深入推进智慧检务等建议,以促进类案监督的体系化构建,有效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可吸收钙盐骨填充材料的监管案例分析与启示

目的:分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可吸收钙盐骨填充材料监管情况,探究类似产品在我国境内外上市的参考借鉴。方法:通过检索可吸收钙盐骨填充材料产品在美国FDA的上市情况,汇总整理其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梳理可吸收钙盐骨填充材料上市前的台架试验(体外)和动物(体内)实验等研究内容,分析美国FDA对可吸收钙盐骨填充材料上市的评价路径和相关产品上市信息。结果:美国FDA在可吸收钙盐骨填充材料上市指导原则中明确要求骨填充材料企业需要进行上市前台架测试和动物实验;对于常规的骨填充材料,可选择实质等同路径开展产品上市前评价。结论:通过对美国FDA对可吸收钙盐骨填充材料产品的上市前研究内容和列举的相关产品上市信息分析,从中获得一定启示,可为类似产品在我国境内外上市监管提供参考。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等外”领域的实践探索与反思——以M区检察院2021年办案情况为分析样本

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等外”领域的探索,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应然制度逻辑,契合行政公益诉讼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通过对M区检察院2021年办理“等外”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该制度在我国运行时间不长,实践中存在规范性不足、案件线索来源单一、缺乏专业支持以及效果显著但不彻底等问题。应在探究“等外”领域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法律治理逻辑的基础上,变革既有的公权力理念,完善顶层设计和相关制度,促使检察机关职能由诉源治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行刑交叉案件的司法困境及解决之道——刑事违法相对从属说之提倡

风险社会下,刑事立法不断入侵行政法领域使得行刑法域的界限日渐模糊。行刑交叉案件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了“时而激进时而保守”的不合理现象,直接原因在于没有厘清行刑法域的违法性判断关系。在我国“定性+定量”的刑事立法话语体系下,承认“一般违法性”在刑事违法性判断中的前提性地位不仅在立法层面有法律依据而且在司法层面有真实案例支撑。刑事相对从属说能够尊重整体法秩序本身固有的阶层构造,兼顾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意识,是解决行刑交叉问题的最优解。以“独立判断行刑法域所保护的利益”为起点,以“法益在质上是否一致”来决定刑事违法的从属程度为归宿这一二重递进判断规则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实然路径。

交通警察执法办案机制的改革探索——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例

随着现代警务机制的全面推广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面临众多自身、外部的工作掣肘,亟需通过执法办案机制改革寻求破局之道。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全面推进执法办案机制改革,改变了交通警察传统执法办案模式,强化了现场执法规范,降低了争议案件数量,提升了执法办案质量和执法效率,增强了交通警察执法公信力。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破解执法办案机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必须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加强法制监督,建强专业队伍,坚持数字赋能,全面推进交通警察执法工作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