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VS宪法委员会:中法宪法监督制度的分析比较——兼谈建立和完善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法国宪法监督制度早于中国且以限制立法机关权力、保持国家机关权力平衡为主线。宪法委员会是以分权制衡原则和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而建立的政治机关,监督职能更广泛、具体,有关规定可操作性强,在违宪审查、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属于立法机关,以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原则为依据,有关宪法监督的规定在实际运作中缺乏实效性。独立的专门机构模式符合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制度的长远考虑。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缺陷与完善路径

在职务犯罪的调查中,“认罪认罚”和“从宽处罚”是一种单向度的关系,监察机关有权决定是否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被调查人丧失了选择认罪认罚并获得从宽处罚的主体地位,律师无法介入监察调查并提供法律帮助,检察机关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这些规范缺陷导致下游程序出现了“三高”或“一高”现象,最明显的是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上诉率明显高于所有认罪认罚案件的平均上诉率。监察调查处于整个刑事程序的上游,为防止调查阶段出现违法行为,并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以及供述的真实性和全案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有必要在告知义务、律师帮助、监督机制等方面,对职务犯罪调查中的认罪认罚制度予以完善。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性质、行使与规制的审思

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具备国家性、强制性、综合性等特征,其与侦查权的权力内涵及外延具有一定差异性,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监察法(草案)》中勾勒出调查权运行程序,并明确证据收集、运用应与审判标准一致。但仍有待明确之处:监察委员会调查程序应结合反腐调查的特殊性,确立调查权行使的权力法定、程序规范、比例原则,厘清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法院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将调查权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调查权在实践中的合法、有效展开。

留置措施刑事侦查属性研究

留置措施作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查处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行为的一项新措施,在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三地均有先例,由于对留置措施的性质存在争议,在检察院批捕和法院判决时对留置的适用出现差别。基于现存的实践操作、监察体制集中高效的反腐改革目的以及国内外的有关规定,应当将留置措施视为具有行政性与司法性双重性质的刑事侦查权。确认留置措施的刑事侦查权性质,推进其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衔接,才能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实现依法治国。

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属性及制约机制

国家整合反腐资源力量,将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力量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的反腐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通过实施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建立了“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形成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崭新反腐体制。监察委员会作为不同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专司反腐职能的国家机构,其调查反腐权能因整合了行政监察和侦查职务犯罪职能染指了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的双重特性。这种腐败犯罪的调查权在性质上不同于监督执纪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也不同于转隶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监察委员会在制度安排上需要接受党的领导;在查办案件上应与纪委相互衔接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腐败犯罪案件调查权的程序节制应不低于刑事诉讼被追诉人的最低标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查权的行使除接受党的领导或者纪委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外,还应接受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与司法权的制约。

人大“个案监督”的现状及主要论争述评

文章考察我国现行人大“个案监督”制度的现状,剖析学界关于“个案监督”的正反两方面的主要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也应当转隶监委

保留检察机关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这是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提供后盾的需要,二是认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是世界通行做法。但是,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严重局限:无法解决自侦自捕自诉自我监督的难题;如果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也应当以存在第三方监督为条件;所谓能让“诉讼监督更有力”也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存在现实困难。监委行使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特殊的优势:一是监委调查司法职务犯罪更加高效权威,二是监委调查司法职务犯罪更加独立中立。检察机关大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监委后,依然保留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既不合理,也无必要。立法机关应当理性看待检察机关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立法根据和实践效果,将其继续转隶到监委。

增强人大常委会监督实效要注重调查研究

从程序上划分,人大常委会监督权的行使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掌握情况阶段,主要是指对被监督者的工作及其对宪法、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带有督促性质的调查、检查;二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审议议题内容进行核对,并发表观点、意见和看法,表明意愿和态度;三是处理问题阶段,是指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滥用权力或其它不适当行为实施纠正、处理和制裁。这三个阶段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必要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必然发展;没有处理问题和处置阶段,监督缺乏问责;同样,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检查和审查,就无法掌握监督对象的具体违法和滥用权力情况及其危害程度,自然而然也就提不出有针对性的审议意见和恰当的处理措施,监督就只能虚走程序。因此,加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的重点在于做实调查、检查和审(查)议等。对于调查、检查和审查,人大常委会既可以自己做实,有些环节也可以通过督促检察机关、审计机关来完成,当然也可以与纪检部门协同进行,做好调查工作。为了做实做严调查环节,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和工作机制。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地方人大推进全口径预决算监督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2013年以来,建德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十八大及三中全会的新要求,积极开展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工作,致力于探索人大预决算审查监督工作由程序性监督向实质性监督的根本性转变。市人大常委会以问题为导向,以构建科学合理的预决算机构与制度为抓手,以关注重点、突出监督实效为突破口,管好人民的"钱袋子",对"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高依法治理能力"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初步、有益的探索。

论我国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建立的模式及路径

全国人大作为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并非专任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缺乏经常性,全国人大成为宪法监督的盲点。建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应成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必然选择。宪法监督委员会应首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等条件成熟时再将其从全国人大中独立出来设置。最后要注意处理好宪法监督委员会与执政党的关系。

回归宪法本位: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应对

监察体制改革将会给检察机关带来职权范围的变化、内设机构的调整、人员的转隶,以及法律监督属性的强化等影响,但改革中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等职权的剥离也会为检察机关的转型提供良好机遇,通过强化其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可重新回归宪法对其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定位。对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地应对自身角色转变,破除以往"侦查权至上"的既定思维,通过提高监督实效、拓展监督渠道等方式,做好法律监督的本业。

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现实矛盾与对策思考

通过对我国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现状进行分析,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执行力不强、监管不到位,临床研究设计伦理观念不足以及研究者伦理意识薄弱三个方面入手进行问题剖析。结合相关法规与工作实践,提出了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监管职能,加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主管部门监管,包括加强医疗机构伦理监管体系建设、完善伦理委员会标准操作规程、加强研究者伦理培训以及加强伦理宣传普及四个方面对策,以期提高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质量,促进其更加科学规范开展。

西方国家违宪审查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违宪审查制度作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虽然在我国的法律文本中得到确认,但由于不够科学和规范,加上相关制度中也存在各种阻碍违宪审查制度现实化的因素,因此,在我国该制度还远未进入实际的运作阶段。这导致现实中违宪现象频繁发生,宪法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无所事事的闲法"。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在理论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在尊重我国现有的宪政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比较西方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共性、本质,特别是价值层面的一些共识,可以为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提供借鉴。

开发区设置人大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管委会体制”模式为例

我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级各类开发区管委会,对开发区行使经济事务和部分社会事务管理的职权。不仅如此,许多国家级开发区还设立了国家机关。为了保证和监督开发区管委会等国家机关正常运行,各级人大在国家级开发区基本都设立了人大联络处。开发区的健康成长,既要遵守经济发展的规律,也要符合法治的一般精神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但是,人大联络处对开发区的建设支持和监督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也与我国有关的法律相冲突。

法律监督权的刚性提升症结与再行路径——职务犯罪侦查权移转监察委后的监督方略

纵观权力制度体系历史,监督权属于权力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但并非核心或唯一内容。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无论在制度设计层面还是实践创新层面,一直在努力多举措提升监督刚性。但这些举措未能取得明显成效,其症结在于监督权力的权力束不足、内敛式的自我评价限制了监督权的独立行使、收益与成本分析下的监督者行权激励不足、现实主义视角下监督权行使存在柔性选择等方面。在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法律监督权强力后盾已失的情况下,未来提升法律监督权刚性应当增加监督权力束、设定外放式的综合评价指标提升监督刚性,还要利用更广泛的民主,借用监察委的权力刚性来综合提升自身的法律监督权力刚性。

模式创新:如何监督制约监察委员会——基于传统与新型监督模式对比的视角

监察委员会是"位高权重"的国家权力单元,亟待监督制约。在此有两种监督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传统监督模式: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执政党监督以及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另一种是新型监督模式:于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监督委员会、于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调查委员会、建立监察诉讼制度以及建立新型上级监督机制。通过对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监察体制改革趋势的分析,发现传统的监督模式已很难胜任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相比之下新型监督模式的监督更加实效有力,更加符合法治运行规律。

我国检察权属性应然定位之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不仅是由宪法的实然法条规定确定的,更为重要的从应然视角看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我国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这一定位深深地根植于我国的宪政结构体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具体国情之中。如果不能立足于这些视角冷静理性地看待检察权,那么就必然误入西方学术分析框架隐含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先验假设的逻辑中,从而得出错误结论。此外,要准确理解检察权属性,还必须正确厘清其与法律监督权、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间的具体关系。

论监察委调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

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察委")自成立以来,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三试点地区反腐肃贪的改革进程备受全国关注。试点实践给司法实务带来了新的认识和挑战,就调查阶段而言,其中一较为明显的问题是被调查人的律师帮助权处于"法律空白"。明确监察委调查阶段被调查人的律师帮助权,保证被调查人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法律帮助,充分发挥律师帮助的功能和作用,在法治化进程中不断探索改进,为监察委制度向全国推行提供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更好完成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历史使命。

论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的制度功能

专题调研是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文本规范指明,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可以进行专题调研。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已将专题调研纳入其监督工作计划中,成为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专题调研制度,使其更好发挥在协助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