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place Risk Prevention in Public Building Projects in Mexico

The importance of risk prevention in the workplac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involved as well as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the accidents. 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conduc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orkplace risk prev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work projects in Mexico. The methodology was based on a case study which included an exploration of the attitudes assumed by the civil servants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agency, regarding workplace risk pre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cesses in a sampling of pro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ulations are not fully adhered to during the stages of project planning and contracting for the work. During project designing, the inclusion of criteria regarding workplace risk prevention is relegated, and during public tende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tractor in risk prevention and workplace safety plans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Consequently, as one might expect from the abov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it was possible to observe that only about half of the prevention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in the workplace were actually complied with.

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公益诉讼中检察谦抑性原则的理论与应用

检察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关乎检察权作用时机、检察权与行政权以及和私人权利关系的互动问题。在公益诉讼的启动上,人民检察院应以检察谦抑性原则为基本要求和追求,避免权力行使突破边界,并与民间代表力量充分协调,呵护民间自治力量的发展。在检察权和行政权关系问题上,应当厘清两类公权力的核心差异,合理划分二者的作用范围和边界,避免权力发生混淆和重叠。在检察权和私人权益的关系中,应当秉承公权行使保障私人权益的理念,注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均衡,避免绝对追求公益实现,忽视私益保护的情况发生。

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法律风险的规制模式

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的目标是公私协力实现公共给付,以数字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传统公共服务领域,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存在数字技术侵权、政府权力迁移、行政优益权履行不能和责任虚化等法律风险,容易产生合作中断、非正常终止等问题,致使合作结果与目标存在差距。政府规制、自我规制和元规制等现有风险规制模式各有优劣,但在面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特定适用场景时均呈现出捉襟见肘之势,表现为风险防范不足,对互动关注不够,过于强调过程规制而缺乏结果有效性的考量。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模式强调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协商与互动、合作绩效与公共问责,对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法律风险的规制更为妥当,并可分为目标规制、过程规制和结果规制三个层面。结果导向型风险规制模式的法律构造为:建构将公共价值嵌入算法的合作机制,并通过风险评估和公民参与程序规避侵权风险;强化信用监管、优化契约机制分别规避政府权力迁移风险和行政优益权履行不能风险,并通过风险管理程序予以实现;明确政企责任分担,并通过公共问责程序规制责任虚化风险。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技防+监督”防控公立医院廉政风险的相关问题探讨

为了深入了解某省属公立医院关键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监督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全面分析了当前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以“技防+监督”方式强化廉政风险防控的重要意义及相应解决方案。调研选取某省属公立医院的多个关键重点岗位员工作为调查对象,通过设计问卷和开展结构化访谈,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调研发现公立医院在廉政风险防控监督方面存在监督部门缺乏信息技术人才,监督工作的制度化、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信息泄露、篡改等风险不容忽视。调研提出“完善制度,摸清底数,统一科学谋划;排查词库,精准聚焦,强化节点管控;梳理流程,制定表单,稳步推进联网;嵌入系统,规范运行,实现风险防控”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解决方案,护航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基于财务风险防控的事业单位内控体系构建探讨

以财务风险防控为导向的内控管理工作,能够对事业单位各业务活动进行追踪管控,增强单位整体风险防控能力,实现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满足国家财政管理要求。文章围绕财务风险防控下事业单位内控工作展开研究,简要分析财务风险防控与内控管理的概述及关系,探讨了财务风险防控的内控体系构建意义,最后基于风险防控视角提出几点事业单位内控体系构建思路,旨在发挥财务风险导向价值,优化事业单位内控管理效果,实现稳定发展。

农村金融联结风险与法律规制:问题与对策

农村金融联结作为金融支农的重要手段之一,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契合。我国农村金融联结中面临着模式风险、契约风险和信用风险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农民贷款难、流程繁杂的现象也长期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金融联结相关法律的滞后性、风险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农村信贷体系和担保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农村金融联结合同条款、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完善法律监管制度等举措对于保障农村金融联结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我国农村金融联结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我国智能投顾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规制

智能投顾为虚拟机器人根据客户自身的理财需求与风险偏好估测,在马科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算法和产品的特征搭建一个数据模型,来完成以往人工理财师所提供的理财顾问服务。随着智能投顾行业的深入发展,逐步显现出诸如用户账户实际控制人认定困难、智能投顾法律界定不够明晰、技术引发违背信义义务、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等相关法律风险。规制我国智能投顾平台法律风险的建议:完善智能投顾立法体制机制;严格监管市场准入牌照;建立健全平台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规制信义义务问题。

金融产品创新视野下的公私法规范贯通之道

以规制与监管为核心品性的金融公法,已无法单独有效调整经济实质或功能相似且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创新性金融产品。新时代金融法制的变革,应以金融产品创新为基础,积极更新金融监管法理念,并更加重视私法在其中的作用。其中,监管法变革应完成产品功能、交易行为监管的横向协同,私法优化则须借助信义义务的引入来矫正交易主体间失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金融领域公私法规范的贯通融合,着实离不开创新性金融产品交易中消费者保护的桥梁作用。金融公法中获得更新的监管理念,尤其是交易行为监管理念,欲从观念走向实践,亟须借助创新性金融产品及其交易的信息偏在性、专业复杂性,并针对实践中金融机构的误导销售、未勤勉尽责问题,甚至是金融欺诈行为展开。否则,不仅无法解决创新性金融产品交易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更无法有效维护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海南自贸港促进企业日常合规风险防控管理的路径探究

企业合规本质是为了防范合规风险而建立起来的管理机制,在目前行之有效的两种合规管理模式中,从日常性企业合规管理模式出发,合规风险尚未显化为违规行为,对企业合规风险防控的讨论应当基于此范畴。企业合规风险防控不仅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手段,也与海南自贸港衔接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未来部署相契合。在日常性企业合规管理模式视角下对海南自贸港促进企业合规风险防控的路径进行探究,一方面,需要利用授权立法完善相关法规,发挥对企业合规风险防控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风险防控相关公共服务。

基于风险地图的城市公交行业安全监管思路研究

公交风险地图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对公交线路行经的风险点进行排查与评估,将评估结果以空间方式进行展示。公交风险地图具有直观、信息量大等优点,有助于公交安全风险管理。本文从预防交通事故的思路出发,对利用公交风险地图提升公交行业交通安全保障效果进行研究。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体系展开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一方面是其履行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与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一样,是新时代检察监督的一种具体形式即公益诉讼检察,具有法定性、必为性;另一方面毕竟是借助于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权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具体的诉讼形式即检察公益诉讼,需要有相应的程序予以规范和保障。因此应立足于法律监督机关这个宪法定位,以公益诉讼检察和检察公益诉讼为纵横轴来理解和把握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创新。明确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体系位置,可以为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实践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控制到合作:个人信息保护策略优化

数字时代政府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面临角色转变下的职责异构、虚拟网络下的模糊监管和公众预期难以满足等困境。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使自然人不再拥有对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从“形神合一”走向“形神位移”,个人信息处理对象泛在化及其行为隐蔽化导致风险多样化,个人信息保护亟须从“控制”走向“合作”。合作监管依托协同治理机制、效率生成机制和后设监管机制实现主体赋能、过程赋能和结果赋能,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绩效。实施精准监管、完善过程监管、实现韧性监管、创新平台监管和强化系统监管是合作监管视角下深化个人信息保护的策略组合。

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的“技术牵引”机理探究

随着预防型公共安全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模式,政府参与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的风险管理成为了安全监管创新的新思路。现有研究提出,通过重构多元责任体系、再造安全管理模式和强化事故追责机制等方式赋予政府参与企业安全风险管理的责任。然而,这些举措与企业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有为政府理念并不协调。基于此,借助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牵引,政府应不断优化公共政策供给和机制设计,引导保险公司、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参与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活动,从而提高风险发现的专业化水平,扩大企业风险隐患信息共享范围,推进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再造,实现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

基于信用风险分类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分析

为科学分析信用风险分类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融合运用效能,设计了关于企业、基层执法人员、协会(商会)、社会公众等调查问卷,开展了针对性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调查结果。本文总结了信用风险分类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融合运用情况,指出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信用风险管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创新抽查模式、制定分层级抽查事项库、优化联合部门数量等改进建议。

检察院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空间与角色选择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从试点到全国推行,其地位愈加重要。当前,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性质有颇多争议,其性质决定了是否需要第三力以及需要何种第三力,而在公法说、私法说、双阶构造说、三阶进阶说之上构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虽不相同,但建立磋商监督制度与磋商共同参与制度是其共同指向的完善路径,即检察院可作为第三力监督、参与磋商全过程。横向比较各省份对于检察院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立法规定,总体看来检察院在此制度中地位不明、存在边缘化倾向,而实践中检察院具有协调跨区域磋商与促进赔偿义务之履行的作用,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法律体系为检察院的监督与参与预留了空间,检察院可以法律监督者、公益代表者、社会治理者的身份参与,三种角色在不同阶段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