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质化运行路径探析

检察机关可以将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作为切入点,促进侦协办规范化、实质化、长效化运行,通过更新监督理念、创新监督机制、借助大数据赋能、“四大检察”融合履职的方式,打造“数据整合—法律监督—社会治理”的闭环监管模式,实现从传统的被动监督、人工监督、个案监督到主动监督、智能监督、系统监督的重大转变,更好发挥法律监督机关职能作用。

捕诉职能一体化改革的深化——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改革实践为例

捕诉合一旨在满足检察机关强化诉讼监督力度、重新整合内部监督力量形成高效合力的现实需要,同时回应优化检察职能、提升司法质效的改革要求。要实现这些目标,捕诉合一不能限于机构、人事、案件管理等形式一体化,职能一体化才是改革实质。捕诉合一改革以来出现的理论争议和质效提升不大、职能冲突明显等实践困境,都是根源于捕和诉虽已形式一体化,但职能关系不清,职能一体化不够。诉权是检察权的核心,所有检察职能都要服务于诉的任务。要从审判中心主义、职能转型的高度,重新构建“捕从于诉”的捕诉职能关系,在执法机制、办案组织、队伍建设等方面构建以公诉职能为导向的捕诉合一工作机制。

从“捕诉一体”到“侦诉一体”:中国侦查控制路径之转型

中国目前的侦查控制机制以程序规则直接控制为主,证据规则间接控制为辅;以立法控制为主,司法控制为辅;对侦查的常态化控制来自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从近年来的数据看,侦查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的侦查控制机制,无论是对侦查入口(即立案),还是对侦查过程本身,无论是力道还是覆盖范围,都存在不足。控制侦查是检察机关的历史使命,更是客观诉讼规律的要求。目前"搭载"批捕的侦查控制机制--"捕诉一体"改革--覆盖面有限,副作用不小。未来应实现侦查控制路径的转型,即从"捕诉一体"转向"侦诉一体"。

《监察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明确及展开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宪法对监察工作与刑事诉讼的共同要求,《刑事诉讼法》将其确立为基本原则,监察法立法和学理却没有明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应当是《监察法》的基本原则,这是法律开放性特征的体现,也是监察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遵循宪法规范和监察工作规律的必然要求。承认国家权力的平等性是合理展开配合与制约原则的理论前提,在具体策略上,应当淡化监察权运作的特殊性,尽量在既有立法和理论框架内解决监察机关融入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立法应当细化配合条款,同时适当扩张解释公诉权的影响力,增加制约措施,探索打破对监察制约乏力僵局的新手段。

刑事检察权内部监督新论

本轮的“捕诉一体”改革,恰逢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及检察体制改革多重叠加的时代背景,具有强大的现实依据。要实现案件质量、办案效率、主体责任的有机统一,在办案效率提高、检察官权力进一步集中的同时,强化内部监督必不可少。在强调司法化的程序性监督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分案规则,制定相对明晰的检察官权力清单,规范个案流程监控,研判刑事检察业务和办案数据,完善案件评查督察以实现评鉴结果的刚性,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立体式内部监督格局。

“捕诉合一”改革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捕诉分离"机制下,检察官难以实现对侦查活动全域监督和无法亲历案件审查等制约,促成了"捕诉合一"机制的改革。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的逮捕权、公诉权等变革,无疑将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诸多影响:侦查机关在检方的答辩空间将受到压缩;检方不批准逮捕案件可能增多;审前羁押率可能降低;已批捕案件改变强制措施概率降低,起诉率增大等。侦查机关可从办案质量、工作机制、队伍建设以及工作理念等方面入手,着力推动侦查工作与检务改革相适宜。

捕诉工作协调监督机制研究

捕诉工作协调监督机制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的一种分工协调关系。加强捕诉协调监督机制建设是检察机关业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捕诉衔接,促进捕诉协调,形成捕诉互补办案机制,是提高刑事办案质量及诉讼效率、发挥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方面整体效能的重要方面。

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新论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关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缓解了控强辩弱的局面。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新型控辩关系的有效落实,检察机关应与律师协会形成交流机制,制定工作细则,细化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并设立维护律师诉讼权利的部门,强化律师诉讼权利受到妨害时的救济。

“捕诉合一”视域下侦查监督的路径偏差与改革回归

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活动是防范侦查权滥用、推进公正司法的重要制度安排,捕诉一体化办案模式的推行影响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加强了检察院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效力。但是,新办案模式下侦查监督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运行偏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捕诉合一"视域下,通过平衡检察机关办案节奏、推广智能化监督方式、落实司法责任制以及探索建立侦查监督"案件化"办理模式等措施,实现新形势下侦查监督的改革回归。

检警关系视角下的检察机关“捕诉合一”

司法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越来越突出,在监察改革的重要节点,检察机关推进“捕诉合一”不仅是检察机关办案模式的创新,也对检警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检警关系中,检察对侦查的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权的重要依托,可直接影响诉讼目的实现和诉讼结构的构建。以检警关系为视角探究“捕诉合一”,既是回应理论质疑、优化路径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未成年人刑罚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建议

未成年犯的特殊性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刑罚执行监督时根据未成年犯的特性,确定监督重点。有效地实现对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监督关键需要刑罚执行机关和执行监督机关加快专业化进程。检察机关探索由未检部门负责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构建"捕诉监防"一体化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捕诉一体”背景下检察提前介入侦查的法理探析与现状进路

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正面临着观念更新、机构重塑、职能调整的重大转变,推行“捕诉一体”的办案模式正是检察机关革新自我的重要体现。在这一背景下,检察提前介入侦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得以深化,介入的实质化、规范化成为“捕诉一体”的现实要求。然而,目前检察提前介入侦查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具体操作不细致等现实困扰,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立法与实践上的相应建议。

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背景下金融犯罪捕诉一体保障机制研究

2019年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推动了金融犯罪捕诉一体办案模式的落地。金融犯罪采取捕诉一体模式,不仅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检察机关顺应司法需求的应然选择,更是检察机关针对金融犯罪特点作出的最优选择。但有关“批捕公诉职能的集成影响检察机关内部的职权独立与相互制约,金融检察官素质无法与捕诉一体模式匹配”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该模式的担忧。为保障金融犯罪捕诉一体模式的良好运行,应构建好检察权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对内构建办案组织内部的监督机制、严格把控逮捕的适用、实行捕后不诉说明理由制度,对外赋予被批捕人复议救济权;同时,应提升金融检察官的办案水平,建立双层次的遴选机制、完善的业务培训制度和专家辅助办案制度。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助于司法人员转变理念,在逮捕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用非羁押监管措施。受该刑事司法政策的影响,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展相对不起诉案件的范围,提高对犯罪嫌疑人适用不起诉决定的比例。这一转变对降低捕后轻刑率有积极作用,如果检察机关依法对案件做出如相对不起诉的终局处理,将减少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对其提起公诉时被法院判决轻刑的数量,进一步推动检察官在逮捕阶段主动适用非羁押监管措施的积极性,更加有利于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进一步完善捕诉衔接机制

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是检察机关的重要权力,二者的有效衔接,可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强化法律监督,形成内部合力。实践中,由于捕诉两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不畅,案件协商制度不健全,因而造成监督不全、监督不力、案件质量不高。为此,捕诉两部门必须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加强交流,制订统一完善的实施细则,建立长效互动机制,进而实现捕诉有效衔接,增强监督合力。

“捕诉合一”视野下检察监督机制探究

作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新举措,“捕诉合一”符合机构改革的预期,在提高诉讼效率、提升专业化水平和加强引导侦查能力方面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捕诉合一”制度中检察官集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诉讼监督职能于一体,容易出现权力过大、错案无法自纠的隐患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忽视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等诸多问题。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捕诉合一”的功效,应将目光投向检察监督机制,从内部的角度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健全检察业务考评机制、完善内部一体化监督机制以及构建检察官职业伦理体系;从外部的角度接受辩护律师全过程的监督、强化当事人的监督、建立逮捕听证程序、引入惩戒主体以及畅通监督渠道,防止权力滥用现象的发生,从而保障“捕诉合一”模式发挥最大的价值。

谨慎批捕:以防范冤假错案为视角

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以侦查为中心,其实质是以逮捕为中心。以防范冤假错案为视角,立足我国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探寻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防范冤假错案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以审判中心改革为契机转变执法理念,以证据裁判规则为标准全面审查案件,以羁押必要审查为重点发挥司法属性,做到检察机关敢于、善于、依法、规范开展侦查监督,谨慎批捕,为防范冤假错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法治轨道上的现代化。刑事检察是国家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体现,刑事检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事检察现代化是“中国式”和“现代性”的有机融合。中国式刑事检察现代化应当立足国情和司法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推动制度机制创新完善,适应数字化时代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刑事检察监督质效,以刑事检察现代化推动法治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捕诉引导侦查机制研究

捕诉引导侦查机制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为适应新的庭审方式,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加强与侦查机关联系的有益尝试。但在具体实践中,捕诉引导侦查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各地的具体做法也存在许多不足,有必要对捕诉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及机制构建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