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两卡”型帮信罪的治理路径研究

从刑事一体化视角考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急剧扩张适用主要是因为,在政策落实上因片面适用“从严从重”而易突破成文法;在犯罪认定上因割裂了实质与形式要件而降低入罪门槛;在行刑界分上多以“量”为标准而阻碍了案件分流至行政处罚;在犯罪预防上因相关措施缺乏针对性而难以使民众产生抑制动机即预防效果不佳。由此,刑事一体化下的“两卡”型帮信罪治理路径,既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要坚持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等原则,予以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既合理又合法的定罪处刑与刑行分流分治,积极采取多维源头治理有效遏制“两卡”型帮信行为的滋生。

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我国政府督查治理的制度变迁、实践逻辑与机制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督查在解决政策堵点、问题难点,保障中央政策权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益成为推进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工具。从制度变迁角度看,政府督查总体上经历了国家“政治行动”主导下的孕育期、党务督查引领下的发展期、政府重塑下的确立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下的成熟期。新时代政府督查是在沿革和发展原有督查制度基础上的创新,形成了以促进政策落实为驱动、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以优化政策决策为面向和以依法行政为指向的实践逻辑。推进政府督查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督查组织的协调协同机制、健全督查过程信息的多元反馈机制、强化督查结果正向激励与负向惩戒相结合的应用机制、提升公众参与的技术赋能机制。

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重要发展与未来展望

刑事诉讼的中国特色与现代法治有机融合生成了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促进、保障作用。在监察体制改革、检察职能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三个方面的实践探索,共同体现了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深耕厚植于中国特色国情、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吸收现代化法治文明理念与制度。迈向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还需结合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推动理论创新与丰富实践形态、衔接本土国情与域外法治文明,为中国刑事诉讼法治体系构建确保最佳效能。

大数据法律监督赋能行刑衔接工作路径研究

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根本是法律监督的现代化,而大数据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囿于数据来源途径较少、分析研判能力有限、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因素,传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双向衔接工作存在脱节和漏洞。应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内生数据和外部数据,在行刑衔接工作的正向衔接和反向衔接中分别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比对碰撞发现监督线索,实现对行刑衔接工作的双向监督,减少“以罚代刑”“不刑不罚”的情况,提高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工作的法律监督效能。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转型及其教义学分析

我国药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独立、从属、相对独立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条文作了修改,使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相对独立,并增设了“提供假(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罪”,实现了刑行的有序衔接,完善了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体系。对于假药、劣药的教义学分析与认定,既要体现刑事违法的独立价值,也要参照前置性的《药品管理法》而作出实质性的理解,还须准确界定提供假(劣)药罪中的提供行为;且妨害药品管理罪所侵犯的,应当是有主次之分的双重法益。

实质化审理下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优化路径

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的关键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证据材料的严格审查,调查核实权的充分行使,减刑、假释案件特殊诉讼构造的建构。目前司法实践中检察监督面临监督程序“形式化”、监督手段“疲软化”以及监督资源“失衡化”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主体,法律所赋予的地位直接影响其在监督中的角色扮演、职能发挥及监督成效。在实质化审理的背景下,未来减刑、假释案件检察监督的完善应从源头入手,建立全流程嵌入式检察监督程序,增强监督手段的刚性化效力,精准配置监督资源,从案件类型入手调整监督范围,实现监督队伍专业化,充分发挥“派驻+巡回”监督模式的优势,实现检察监督良性发展。

论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在刑事司法中强化人权保障,可以切实贯彻刑法立法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精神,促进刑法立法不断完善其保障人权的举措。为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贯彻人权保障原则,在宏观上应当树立人权保障理念,遵循和谐统一司法、公正严肃司法的原则,协调好“严打”政策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借鉴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在具体刑事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司法解释,慎重适用死刑,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合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运用量刑情节;在刑罚执行中应当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矫正,文明地执行死刑。

刑事执行权及其制约

人权视野下的罪犯权利保护呼唤刑事执行权的规范运行。以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为出发点,在权力、权利的矛盾综合体中,为达到刑事执行权与罪犯诉权的平衡,应引入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对等状态,并应在制度建设方面对个体诉权的保障以及法律监督权的完善进行制度构想。

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缘起于英国,盛行于欧美国家。我国近年来也开始探索社区矫正并开始试点,作为一种非监禁化的刑罚执行方法,它也应该受到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在于社区矫正措施和程序的合法性。

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为因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的一系列法治改革带来的制度性需求,立法者以法律修正的模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概言之,具体内容包括衔接《监察法》的制度修正、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化。本次修法虽为局部性修改,但其对法律体系统一、刑事法制完善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由于配套的法律解释尚未全部出台,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律修正部分的理解与适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为理清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从立法背景、指导精神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本次修法的内容予以解读。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之构建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程序与死缓犯的权益息息相关,但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该程序却鲜有涉及。该核准程序之构建应当以对新罪提出指控的检察机关为适格主体。程序启动时间以新罪判决生效后15日申诉期届满为宜。为了便于核准程序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宜增加定罪不量刑的判决形式。核准程序应采取公开审理、全面审查和一致裁决方式。

犯罪低龄化之应对--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视角

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频发导致了社会的愤怒与焦虑,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此起彼伏,《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民意予以积极回应,并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处理。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关系到多学科的科学评估和理性探讨。在我国应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根据刑罚的局限性、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救济措施的多元性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律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当作为应对犯罪低龄化的主要手段。在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条件,合理适用教育惩戒措施,增加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平衡惩罚与保护的边界,才是法律层面应对犯罪低龄化的基本思路。

论扩大社区矫正的范围——基于对上海、伦敦、纽约刑罚执行模式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与伦敦、纽约犯罪率稳中有降相反,上海的犯罪率在继续攀升。控制犯罪的因素有多方面,上海与伦敦、纽约在对罪犯管理模式方面的一个重要差距是忽视了适当扩大对罪犯的社区监管。"扩大"是指对于短期特别是1年以下被判处监禁的罪犯尽可能放在社区服刑,对监禁刑满释放人员要给予至少1年的社区监督管理。研究表明,短期监禁释放人员的重犯率高于长期监禁和社区服刑人员的重犯率,罪犯刑满出狱后1年内的重犯率最高。适当扩大对罪犯的社区监管,有利于减少罪犯在狱内的"交叉感染"、降低刑罚成本及降低重新犯罪率。将更多罪犯放在社区管理,需要对其适当严格管理和增加必要的刑罚负担,以确保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确保社区的安全并缓解居民的心理压力。

“宽严相济”政策对刑事侦查的影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渐转变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并对侦查的整个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监所检察监督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加大了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力度,监管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侵害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违法变更刑罚执行等问题尚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彻底解决,监所检察仍然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中的薄弱环节。这些不足和问题,反映了当前监所检察运行在监督理念、基础保障、监督方式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改进。因此,坚持"三个维护"的监所检察指导思想,加强监所检察建设,促进工作机制和监督方式创新,应是我们完善监所检察监督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该制度的确立对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关系修复以及检察机关认罪认罚轻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均起到促进作用。该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其监督制约仍然存在监督标准不易把握、监督制约不全面、监督制约机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困境。面对该困境,应当从强化事前监督意识、事中监督制约、事后正负激励三个方面,通过对检察人员岗位廉政教育、查找廉政风险点,形成相对不起诉风险防控措施,以严明相对不起诉认定标准、严格相对不起诉办理、公开、报备、衔接、救济等程序方面,加强相对不起诉裁量权运行中的监督管理,并按照案件评查、监督巡查、能力考察“三查”方式,着力提升敢用、善用不起诉裁量权的能力,以期不断完善相对不起诉监督制约机制,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刑事案外人涉财执行异议的种类及其救济路径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刑事案外人在执行阶段可提出三种执行异议:认为执行行为违法的程序异议、针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实体异议、认为刑事裁判认定赃款赃物错误的实体异议。不同于民事执行异议的三种救济路径,司法解释对刑事案外人的执行异议只规定了两种救济路径:复议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复议程序适用前两种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审判监督程序适用第三种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通过复议程序解决刑事案外人针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异议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刑事案外人认为刑事裁判认定赃款赃物错误的异议,均存在不足之处。

短期自由刑之处遇改善与现代刑事政策

短期自由刑的改革措施之一为改善行刑处遇。周末监禁、半监禁、家中监禁、电子监控均为其改革实践。这些措施对我国的刑罚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刑事政策以谦抑、经济、人道为基本内涵,其中的行刑社会化实践正是治疗短期自由刑弊病的良药。